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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
前委的重建与特委的改组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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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委的重建
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的斗争十分关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发出的报告后，于6月4日向湘赣边界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对前敌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亦称六月来信）。
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县委，直至11月2日才送达边界。接到中央的重要来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记述说：
中央六月四日来信， 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 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嵘、邓允廷、毛泽东、宋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
中央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向井冈山前委介绍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斗争形势，指出了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要错误，肯定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信中说： “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鉴于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明确提出了八点指示：
(1)前委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2)怎样深人？就是要“彻底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
(4)部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 “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
(5)具体的策略问题：“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暴动还未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 “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等。
(6)“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
(7)“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分之增加”，“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
(8)“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成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以朱德为书记。另外，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一工人同志为书记。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中央六月来信是极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封来信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出了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指示精神，11月6日，边界重新组织了前敌委员会。 “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关于前敌委员会，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县工作，顿失中心”。后来，“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遂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有些重要任务的决定……并选举了执委，书记为泽东。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到“八月失败”，又组织了前委，以陈毅为书记。 “八月失败”后，这个前委又被取消了，改为行委，毛泽东为书记。这是前委变迁的沿革情况。
此时，依照中央来信，再次重新组织前委，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并且前委统辖特委和军委，这对加强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协调军队与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组的前委，是称“红四军前委”还是“井冈山前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称“井冈山前委”，依据是毛泽东1 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1948年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最早选人，曾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我们认为，“井冈山前委”与“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一回事，称呼不同而已。不过，此时前委的称谓应称“红四军前委”为宜。依据是：
(1)前委组织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击赣南闽西，在后来的多次报告行文中，均称军中党的前委。如： 1929年3月20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个）。”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说：“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 “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这两个报告中都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红四军前委。
(2) 1929年4月4日彭德怀给中央的信亦可印证。这封信说：“我们现在已到闽赣边界，与四军会合了，并得四军前委的介绍，特将我们的情形略告如下……现已合并到四军编为第五纵队，受前委指挥了。”也正因为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和合编，所以，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才向中央报告：“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增了几人”的具体人员是：彭德怀、滕代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
(3) 1930年2月16 日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的报告》都提到过“四军前委”，直至1931年9月赣西南的综合报告还写着“四军前委”。
(4)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直到1930年吉安陂头“二七”会议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扩大为统辖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区斗争的前委领导机关（仍以毛泽东为书记），职能才改变了。
从上可见，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来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称“井冈山前委”，而应称“红四军前委”。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中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在解放后编人《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时改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2．特委的改组
湘赣边界特委是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宁冈茅坪成立的。毛泽东是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创始人和决策者。
但是，6月以后，特委的负责人几经变迁，对边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0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杨开明来到边界，要求朱、毛率领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由杨开明代理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0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书记08月末，杨开明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书记一职。10月初，红四军回边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杨开明仍当选为书记。因杨开明“大病，几濒于死，不能工作”，复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1月杨开明病情仍无好转，常委又改组一次，以谭震林为书记。 12月，“因谭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调动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组一次，以邓乾元为书记。这样，特委自5月成立以来，半年时间内，变动了五六次，换了几任书记。
边界特委在割据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务繁重，干部缺乏，难以顾及许多工作，因此，毛泽东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难免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
对此，杜修经曾说：“现有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代表责，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许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顾及不到了。”
杨开明则认为：“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角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呢？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两下你推我让，甚至两下都不管了。”
为了加强边界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任务，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过去的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现象，围绕着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决议案》提出了下列举措：①特委、县委都设4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②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在常委会；③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④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⑤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⑥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⑦“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要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得力的措施，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及边界党意识到并重视了边界各级党部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党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临着湘赣两省敌军第三次“会剿”的严重局面，边界特委不但没有塌台，而且坚强有力地领导边界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开辟了新的割据局面。
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的斗争十分关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发出的报告后，于6月4日向湘赣边界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对前敌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亦称六月来信）。
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县委，直至11月2日才送达边界。接到中央的重要来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记述说：
中央六月四日来信， 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 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嵘、邓允廷、毛泽东、宋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
中央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向井冈山前委介绍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斗争形势，指出了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要错误，肯定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信中说： “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鉴于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明确提出了八点指示：
(1)前委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2)怎样深人？就是要“彻底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
(4)部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 “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
(5)具体的策略问题：“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暴动还未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 “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等。
(6)“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
(7)“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分之增加”，“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
(8)“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成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以朱德为书记。另外，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一工人同志为书记。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中央六月来信是极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封来信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出了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指示精神，11月6日，边界重新组织了前敌委员会。 “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关于前敌委员会，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县工作，顿失中心”。后来，“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遂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有些重要任务的决定……并选举了执委，书记为泽东。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到“八月失败”，又组织了前委，以陈毅为书记。 “八月失败”后，这个前委又被取消了，改为行委，毛泽东为书记。这是前委变迁的沿革情况。
此时，依照中央来信，再次重新组织前委，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并且前委统辖特委和军委，这对加强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协调军队与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组的前委，是称“红四军前委”还是“井冈山前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称“井冈山前委”，依据是毛泽东1 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1948年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最早选人，曾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我们认为，“井冈山前委”与“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一回事，称呼不同而已。不过，此时前委的称谓应称“红四军前委”为宜。依据是：
(1)前委组织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击赣南闽西，在后来的多次报告行文中，均称军中党的前委。如： 1929年3月20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个）。”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说：“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 “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这两个报告中都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红四军前委。
(2) 1929年4月4日彭德怀给中央的信亦可印证。这封信说：“我们现在已到闽赣边界，与四军会合了，并得四军前委的介绍，特将我们的情形略告如下……现已合并到四军编为第五纵队，受前委指挥了。”也正因为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和合编，所以，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才向中央报告：“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增了几人”的具体人员是：彭德怀、滕代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
(3) 1930年2月16 日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的报告》都提到过“四军前委”，直至1931年9月赣西南的综合报告还写着“四军前委”。
(4)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直到1930年吉安陂头“二七”会议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扩大为统辖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区斗争的前委领导机关（仍以毛泽东为书记），职能才改变了。
从上可见，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来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称“井冈山前委”，而应称“红四军前委”。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中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在解放后编人《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时改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2．特委的改组
湘赣边界特委是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宁冈茅坪成立的。毛泽东是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创始人和决策者。
但是，6月以后，特委的负责人几经变迁，对边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0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杨开明来到边界，要求朱、毛率领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由杨开明代理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0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书记08月末，杨开明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书记一职。10月初，红四军回边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杨开明仍当选为书记。因杨开明“大病，几濒于死，不能工作”，复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1月杨开明病情仍无好转，常委又改组一次，以谭震林为书记。 12月，“因谭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调动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组一次，以邓乾元为书记。这样，特委自5月成立以来，半年时间内，变动了五六次，换了几任书记。
边界特委在割据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务繁重，干部缺乏，难以顾及许多工作，因此，毛泽东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难免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
对此，杜修经曾说：“现有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代表责，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许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顾及不到了。”
杨开明则认为：“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角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呢？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两下你推我让，甚至两下都不管了。”
为了加强边界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任务，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过去的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现象，围绕着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决议案》提出了下列举措：①特委、县委都设4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②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在常委会；③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④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⑤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⑥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⑦“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要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得力的措施，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及边界党意识到并重视了边界各级党部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党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临着湘赣两省敌军第三次“会剿”的严重局面，边界特委不但没有塌台，而且坚强有力地领导边界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开辟了新的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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