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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思想建设与红四军党的六大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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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的思想建设
在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中，有一个使前委和毛泽东一直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由于根据地地处偏隅，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党的组织也有一些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等。为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为什么“难得很”呢？主要是边界各县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边界的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 “如去年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发生保资本家的事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议决枪毙反动同志龙怡奎，结果，县委把龙怡奎放了。”
其他各县，“宁（冈）、莲（花）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
对于边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作了多番努力。如派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抓建党试点， 自己亲自到永新秋溪乡开展建党工作等。在这些试点工作中，都对农村党员作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培育基层党员的共产主义观念。尔后，特委又举办了各式的训练班，分期分批对训练班的党团员进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艰苦、复杂的工作中，毛泽东逐渐形成和得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学说中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边界二大以后，边界特委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通过“洗党”运动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2．克服土、客籍矛盾对党的组织的影晌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这种矛盾演绎发展为“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尖锐对峙。
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强烈的对立，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会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彳艮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人，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吃了亏。后来，在人事权力问题上，土、客两籍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 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对土籍人文根宗当县长有意见。文根宗出任不到3个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拥兵自重，是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担任。然而，甘金煌只担任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
对此事，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负责同志曾出面干预，批评了龙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因居住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中有人瞒田不报无法查清而未能分匀；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还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未能分好。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杀土籍。一时，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经毛泽东布置红军大力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之后，他们才安心回家。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在边界实际上指的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边界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一时难以整治，于是，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断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着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曰渐趋于缓和。然而，这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导致了一场沉痛的史悲剧。
3．红四军党的六大
红四军自1928年4月下旬在宁冈砻市成立以来，南征北战，驰骋罗霄，一直处于频繁的战斗之中0 5月间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直至11月间战事才稍宁。于是，为了整顿军中的党，处理半年来军中的政治、军事、党务等各种重要问题，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据1928年11月16日编辑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记载：
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预备会，14日正式开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携提案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代表身负重责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15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
红四军党的六大一致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纪律问题决议案》等5个重要文件。
在《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六次代表大会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国内和国际形势、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务等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完成中国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因之，红四军今后的任务为：担负边界各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
在《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理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健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在战斗中发展党员”；强调“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这些均同中央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及红四军前委讨论中央来信所作的决议相一致。
在《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对建立军事根据地、加强军事根据地的建设、加强政治训练、健全军队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均予以充分的注意，并作出了12项具体计划；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公开、实行军中的民权主义和加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参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项提案，如：健全军事政治学校，优待敌军俘虏，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员会，派员和湘鄂赣红五军联络，整饬军纪、党纪，囤积粮食于后方等，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红四军党的六大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书记的23人组成的第六届军委，即红四军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为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决议案》对此未有记载，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记载说：“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军委委员名单，目前未见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难以确定。有人将湖南安化县发现的23人军委委员名单，视为红四军六大产生的名单，似为不妥。因为那份资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尔琢、龚楚，而王尔琢已在“八月失败”中牺牲，龚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绝对不会再选举该两人进军委了。究竟是哪23人组成军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方可确定。
红四军党的六大，总结了红军半年多艰苦创业的斗争经验，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对红四军党的建设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红色政权的整顿与建设
井冈山时期，各级红色政权称苏维埃政府（始称工农政府），井冈山老表称“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苏维埃”的政权主张时，正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遭受重创之时。战斗的频繁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使这支部队与中央湖南省委长时期失去联系，从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仍称“工农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后，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一个代表红色政权权力的“工农兵政府”的施政纲领。据陈正人回忆说：“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三十多条。请主席（毛泽东）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 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
这个纲领，以前从未见到，近年从湖南安化县发现的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1928年截获的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县工农县政府临时纲领》的翻印件，目前见到的文本共24条。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集中地反映了工农贫苦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主张。在当时，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政纲的产生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与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随着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的发展，湘赣边界恢复了与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联系，党中央的政权主张、政策逐步在湘赣边界得到实践与发展。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之下为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时，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便逐步健全起来了，下设：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
湘赣边界红色政权诞生后，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完善，全靠中国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频繁的战斗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书，靠自己的才学、胆识和根据地军民的群策群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摸索、实践，不但使红色政权日益巩固，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民主集中主义”（即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
边界红色政权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是边界广大军民为之流血牺牲而争得的权力机构。但由于边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与红军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在一段时期中，“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前委和毛泽东等除在思想上加强向群众宣传“民主集中主义”，制定详细的苏维埃组织法外，还十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使“民主集中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显示效力，让群众自己去了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样，既利于斗争，又把红色政权普遍地、真实地建立起来。
此外，前委和毛泽东还针对有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监督，区、乡两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秘书、财务、赤卫队长或暴动队长各自处理的现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办事制度。为此，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厉行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委员中亦用得不习惯”的状况；二是对少数苏维埃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彻底清理和严肃处理。
(2)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
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这是一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党的组织直接去处理政权事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束缚了政权机关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边界前委和毛泽东对党政关系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①“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而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策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
此外，边界党对各级党组织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规定：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这样，由于自觉地意识到并正确地处理了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就既确保了党对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发展。
(3)整顿组织，纯洁内部。
边界红色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因为斗争的复杂，致使一些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并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这给红色政权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人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
因此，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开展这项工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在斗争中识别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如当时宁冈新城区政府中，刘泽贤、尹日汗、吴美如等是土豪子弟，为了保家，他们钻进革命队伍里，后来都被群众识别出来，驱逐出政府。二是对被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把持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重新改组，限苏维埃的代表和委员之成分与质量，选出代表，重新组织苏维埃”。经过上述措施，边界政权组织得到整顿，政权内部开始纯洁，边界的红色政权得以健康发展。
(4)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权机构，改变活动方式。
边界的红色政权机构与活动方式因无样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于中学、学中干，不断使之完善。如在政权名称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县红色政权，名称为“工农兵政府”；以后，得到广州暴动的国民党报纸，始知有“人民公社”；于是，1928年一二月问建立的遂川、宁冈两政权，又唤作“人民委员会”。此外，在频繁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边界红色政权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也表现得较为灵活、机动。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的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才逐渐完全公开。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政权组织又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前委从瑞金来信，总结了井冈山和东固等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下红色政权的形式应由公开转向秘密，于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又提出：“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到了边界度过第三次“会剿”最艰难的岁月后，逐步恢复了割据区域，边界的红色政权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转为公开。
上述边界红色政权的基本经验，是边界军民以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学说的早期思想；它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为我党和中国革命的政权建设开了先河，积累了经验。
在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中，有一个使前委和毛泽东一直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由于根据地地处偏隅，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党的组织也有一些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等。为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为什么“难得很”呢？主要是边界各县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边界的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 “如去年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发生保资本家的事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议决枪毙反动同志龙怡奎，结果，县委把龙怡奎放了。”
其他各县，“宁（冈）、莲（花）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
对于边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作了多番努力。如派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抓建党试点， 自己亲自到永新秋溪乡开展建党工作等。在这些试点工作中，都对农村党员作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培育基层党员的共产主义观念。尔后，特委又举办了各式的训练班，分期分批对训练班的党团员进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艰苦、复杂的工作中，毛泽东逐渐形成和得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学说中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边界二大以后，边界特委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通过“洗党”运动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2．克服土、客籍矛盾对党的组织的影晌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这种矛盾演绎发展为“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尖锐对峙。
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强烈的对立，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会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彳艮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人，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吃了亏。后来，在人事权力问题上，土、客两籍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 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对土籍人文根宗当县长有意见。文根宗出任不到3个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拥兵自重，是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担任。然而，甘金煌只担任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
对此事，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负责同志曾出面干预，批评了龙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因居住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中有人瞒田不报无法查清而未能分匀；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还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未能分好。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杀土籍。一时，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经毛泽东布置红军大力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之后，他们才安心回家。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在边界实际上指的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边界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一时难以整治，于是，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断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着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曰渐趋于缓和。然而，这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导致了一场沉痛的史悲剧。
3．红四军党的六大
红四军自1928年4月下旬在宁冈砻市成立以来，南征北战，驰骋罗霄，一直处于频繁的战斗之中0 5月间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直至11月间战事才稍宁。于是，为了整顿军中的党，处理半年来军中的政治、军事、党务等各种重要问题，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据1928年11月16日编辑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记载：
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预备会，14日正式开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携提案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代表身负重责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15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
红四军党的六大一致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纪律问题决议案》等5个重要文件。
在《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六次代表大会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国内和国际形势、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务等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完成中国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因之，红四军今后的任务为：担负边界各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
在《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理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健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在战斗中发展党员”；强调“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这些均同中央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及红四军前委讨论中央来信所作的决议相一致。
在《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对建立军事根据地、加强军事根据地的建设、加强政治训练、健全军队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均予以充分的注意，并作出了12项具体计划；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公开、实行军中的民权主义和加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参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项提案，如：健全军事政治学校，优待敌军俘虏，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员会，派员和湘鄂赣红五军联络，整饬军纪、党纪，囤积粮食于后方等，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红四军党的六大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书记的23人组成的第六届军委，即红四军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为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决议案》对此未有记载，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记载说：“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军委委员名单，目前未见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难以确定。有人将湖南安化县发现的23人军委委员名单，视为红四军六大产生的名单，似为不妥。因为那份资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尔琢、龚楚，而王尔琢已在“八月失败”中牺牲，龚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绝对不会再选举该两人进军委了。究竟是哪23人组成军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方可确定。
红四军党的六大，总结了红军半年多艰苦创业的斗争经验，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对红四军党的建设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红色政权的整顿与建设
井冈山时期，各级红色政权称苏维埃政府（始称工农政府），井冈山老表称“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苏维埃”的政权主张时，正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遭受重创之时。战斗的频繁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使这支部队与中央湖南省委长时期失去联系，从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仍称“工农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后，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一个代表红色政权权力的“工农兵政府”的施政纲领。据陈正人回忆说：“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三十多条。请主席（毛泽东）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 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
这个纲领，以前从未见到，近年从湖南安化县发现的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1928年截获的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县工农县政府临时纲领》的翻印件，目前见到的文本共24条。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集中地反映了工农贫苦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主张。在当时，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政纲的产生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与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随着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的发展，湘赣边界恢复了与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联系，党中央的政权主张、政策逐步在湘赣边界得到实践与发展。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之下为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时，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便逐步健全起来了，下设：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
湘赣边界红色政权诞生后，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完善，全靠中国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频繁的战斗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书，靠自己的才学、胆识和根据地军民的群策群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摸索、实践，不但使红色政权日益巩固，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民主集中主义”（即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
边界红色政权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是边界广大军民为之流血牺牲而争得的权力机构。但由于边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与红军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在一段时期中，“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前委和毛泽东等除在思想上加强向群众宣传“民主集中主义”，制定详细的苏维埃组织法外，还十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使“民主集中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显示效力，让群众自己去了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样，既利于斗争，又把红色政权普遍地、真实地建立起来。
此外，前委和毛泽东还针对有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监督，区、乡两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秘书、财务、赤卫队长或暴动队长各自处理的现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办事制度。为此，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厉行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委员中亦用得不习惯”的状况；二是对少数苏维埃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彻底清理和严肃处理。
(2)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
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这是一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党的组织直接去处理政权事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束缚了政权机关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边界前委和毛泽东对党政关系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①“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而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策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
此外，边界党对各级党组织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规定：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这样，由于自觉地意识到并正确地处理了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就既确保了党对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发展。
(3)整顿组织，纯洁内部。
边界红色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因为斗争的复杂，致使一些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并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这给红色政权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人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
因此，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开展这项工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在斗争中识别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如当时宁冈新城区政府中，刘泽贤、尹日汗、吴美如等是土豪子弟，为了保家，他们钻进革命队伍里，后来都被群众识别出来，驱逐出政府。二是对被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把持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重新改组，限苏维埃的代表和委员之成分与质量，选出代表，重新组织苏维埃”。经过上述措施，边界政权组织得到整顿，政权内部开始纯洁，边界的红色政权得以健康发展。
(4)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权机构，改变活动方式。
边界的红色政权机构与活动方式因无样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于中学、学中干，不断使之完善。如在政权名称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县红色政权，名称为“工农兵政府”；以后，得到广州暴动的国民党报纸，始知有“人民公社”；于是，1928年一二月问建立的遂川、宁冈两政权，又唤作“人民委员会”。此外，在频繁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边界红色政权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也表现得较为灵活、机动。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的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才逐渐完全公开。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政权组织又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前委从瑞金来信，总结了井冈山和东固等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下红色政权的形式应由公开转向秘密，于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又提出：“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到了边界度过第三次“会剿”最艰难的岁月后，逐步恢复了割据区域，边界的红色政权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转为公开。
上述边界红色政权的基本经验，是边界军民以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学说的早期思想；它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为我党和中国革命的政权建设开了先河，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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