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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
九月 “洗党”与边界党的二大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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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月“洗党”
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着重于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
为什么要“厉行洗党”？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后党组织的“大发展”中，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党的组织公开了，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时，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增至800余，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
由于“党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陈东日等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工作。当时，“洗党”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①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②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③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里，以宁冈大陇区委为例，略述“洗党”情况。
宁冈大陇苏区干部朱开卷回忆说：
那里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投敌叛变分子上。乔林乡有个陈彭寿，虽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事情被党组织了解后，被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永新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取巧钻进共产党内，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后来，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
被清洗的党员，不通知他本人开会，不宣布他们的问题，仅在支部会上除名，被除名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人左右。
“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如大陇区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大部分都牺牲了。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叛变革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作风。
边界的“洗党”运动，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没有予以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虽强调党的成分，却又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等现象。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边界九月“洗党”的进展是健康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洗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这次“洗党”，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2．边界党的二大
“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这种错误思潮的再次产生，表现了极大的危害性。为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党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100多人。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会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同时，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果是：①通过毛泽东为本次大会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②改选边界特委，重新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19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鉴于8月间的永新九陂会议曾改选杨开明任特委书记，但8月底杨开明患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这次会议上，原本也拟选杨开明任二届特委书记，由于他仍患重病，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③在选举产生新的特委的基础上，对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兵士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青年团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议，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报告，就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与八月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
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不仅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对“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再一次进行了科学的回答。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人员的信心，使以后边界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
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详细地论述了边界的斗争现状，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在自身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改进边界各项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强调“指出过去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边界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此时，根据边界二大的决定，边界特委开办了党团训练班。
湘赣边界的党、团组织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后？几经努力，均已恢复。广大党团员在一年的斗争中，也得到广泛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
这些“可怕的色彩”，表现在：有的党员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党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对敌人的进攻表现出畏缩、惧怕现象，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党员缺乏铁的纪律，随意性很强；有的党员闹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队伍内部不和等等。边界党既要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又要从事党和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加上应付恶劣的环境及客观上的困难，因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 “有意无意而对于基本工作疏忽了”。因而，“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此，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指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这种党团训练班，据当年特委书记杨克敏（即杨开明）记载，“办了一期6个月的训练班”。
第一期党团训练班于二大以后开办于宁冈茅坪象山庵。参加训练班的党团员，由各地党组织选派，分期分批，集中学习。学习的时间，视情况而定，一般为一个半月。
边界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其中分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辅导、训练。同时，要求各地县委也相应举行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加强对边界地方党团员训练的同时，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党团训练班，组织军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对此，王紫峰回忆说：“八月失败后，在遂川打了一仗后经茨坪到茅坪，在宁冈又打了一仗，随后在龙源口又打了一仗不久就开始整训……这时我调到湘赣边特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学习”。“湘赣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设在茨坪。有100多名党员参加了训练，时间是三个月。训练内容：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也讲时事，早晨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我在训练班只训练一个多月就出来了，训练班有一个指导员专门给我们讲课。”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
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着重于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
为什么要“厉行洗党”？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后党组织的“大发展”中，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党的组织公开了，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时，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增至800余，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
由于“党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陈东日等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工作。当时，“洗党”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①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②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③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里，以宁冈大陇区委为例，略述“洗党”情况。
宁冈大陇苏区干部朱开卷回忆说：
那里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投敌叛变分子上。乔林乡有个陈彭寿，虽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事情被党组织了解后，被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永新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取巧钻进共产党内，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后来，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
被清洗的党员，不通知他本人开会，不宣布他们的问题，仅在支部会上除名，被除名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人左右。
“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如大陇区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大部分都牺牲了。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叛变革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作风。
边界的“洗党”运动，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没有予以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虽强调党的成分，却又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等现象。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边界九月“洗党”的进展是健康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洗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这次“洗党”，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2．边界党的二大
“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这种错误思潮的再次产生，表现了极大的危害性。为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党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100多人。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会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同时，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果是：①通过毛泽东为本次大会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②改选边界特委，重新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19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鉴于8月间的永新九陂会议曾改选杨开明任特委书记，但8月底杨开明患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这次会议上，原本也拟选杨开明任二届特委书记，由于他仍患重病，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③在选举产生新的特委的基础上，对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兵士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青年团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议，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报告，就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与八月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
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不仅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对“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再一次进行了科学的回答。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人员的信心，使以后边界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
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详细地论述了边界的斗争现状，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在自身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改进边界各项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强调“指出过去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边界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此时，根据边界二大的决定，边界特委开办了党团训练班。
湘赣边界的党、团组织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后？几经努力，均已恢复。广大党团员在一年的斗争中，也得到广泛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
这些“可怕的色彩”，表现在：有的党员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党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对敌人的进攻表现出畏缩、惧怕现象，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党员缺乏铁的纪律，随意性很强；有的党员闹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队伍内部不和等等。边界党既要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又要从事党和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加上应付恶劣的环境及客观上的困难，因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 “有意无意而对于基本工作疏忽了”。因而，“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此，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指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这种党团训练班，据当年特委书记杨克敏（即杨开明）记载，“办了一期6个月的训练班”。
第一期党团训练班于二大以后开办于宁冈茅坪象山庵。参加训练班的党团员，由各地党组织选派，分期分批，集中学习。学习的时间，视情况而定，一般为一个半月。
边界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其中分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辅导、训练。同时，要求各地县委也相应举行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加强对边界地方党团员训练的同时，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党团训练班，组织军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对此，王紫峰回忆说：“八月失败后，在遂川打了一仗后经茨坪到茅坪，在宁冈又打了一仗，随后在龙源口又打了一仗不久就开始整训……这时我调到湘赣边特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学习”。“湘赣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设在茨坪。有100多名党员参加了训练，时间是三个月。训练内容：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也讲时事，早晨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我在训练班只训练一个多月就出来了，训练班有一个指导员专门给我们讲课。”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
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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