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一

    一、教学主题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经验与教训。

 

    二、教学目的

    通过现场讲授，让学员感受到80多年前，毛泽东是如何关心群众疾苦，如何做群众工作的，让他们在更深的层次上明白为什么党提出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依靠群众，首先就是我们党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一切都想着群众，时时处处关心群众，才会有无穷的力量。通过对照，让学员进一步明白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进一步明白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自己在维系党群、干群关系方面的重要责任。

 

    三、教学用具

    1．讲课提纲。

    2．话筒、扩音器、耳麦。

 

    四、教学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经验与教训

 

各位学员：

    大家好！

    根据学院的教学安排，今天给大家讲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经验。

    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1931年11月，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领导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成为苏区范围内的执政党，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党在苏区执政，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有如下五条：

 

    1．正确选择并坚定不移地实行符合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体和政体，切实加强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性质，就是工农民主专政。它的基本点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规定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享有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对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等一切剥削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实行专政。苏维埃宪法大纲明确指出：“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政纲是完全符合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确立的政体，是实行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在内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体，就是通过召开各级代表会议，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全体人民愿望的国家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参与对国家社会生活管理，参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选用、监督和奖惩。

    苏维埃的民主政治，不仅具有形式，而且有实际内容。苏维埃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由工农兵劳苦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级苏维埃代表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从1931年到1933年冬，中央苏区先后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运动。其中在1932年和1933年进行的两次选举运动，完全按苏维埃选举法令进行，非常规范，选民在选举中充分享受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苏区党和政府还根据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创造各种条件，倡导和便利苏维埃公民对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如对不称职的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检举揭发控告；工农检查部还在各国家机关、企业、工厂、作坊、矿山、学校、社会团体、街道、村落中，建立了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要求他们经常向各级工农检查部反映情况；工农检查部经常组织不脱产的突击队，共青团组织也组织了轻骑队，经常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纲情况，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官僚主义、腐化、贪污现象等，进行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工农检查部汇报。

    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健全，使苏维埃各级干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监督。

 

    2．党和苏维埃政府确定并认真实践了一个崇高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出击时，曾以红四军司令部名义发布过一个四言体布告。布告是这样写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共产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分。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

    这个布告，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宣言，是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为自己确定的崇高的宗旨，向老百姓作出的庄严承诺。始终坚持并忠实履行这一宗旨和承诺，是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赢得民心最重要、最核心的前提和条件。相反，历史上任何封建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没有为自己确定这样崇高的宗旨，没有向老百姓作出过如此庄严的承诺，所以他们也就根本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那么，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有没有认真实践和忠实履行这一宗旨和承诺呢？答案是肯定的。

    纵观历史，可以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斗争时期，领导人民群众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发展壮大了工农红军；二是创建和保卫苏区；三是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直至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四是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五是领导苏区人民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百卫生体育事业，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

    这五件大事，每一件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是为民谋利的实事、大事。

    比如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大家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要靠枪杆子才能夺取。工农大众只有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靠它去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反动政权。在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从1929年到1934年，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工农大众自己的革命武装一中国工农红军，就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红军人数由起初的四五千人发展到12万余人；由起初单一的步兵，发展到建有工兵、炮兵、通信兵、防空兵等多兵种部队，并且逐渐建立健全了红军的医疗救治、后勤保障和军事教育体系；红军的战斗力不断提高，由只能打游击战，到能打游击战和大规模的运动战，还能打城市攻坚战和阵地战；由一次战斗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两个团，到敢于面对10万乃至数十万敌军作战，一次战斗能够歼敌一万多人；红军的军事领导和指挥系统组织机构健全严密，指挥灵活，调度自如；更重要的是，在创建、巩固和保卫中央根据地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们，总结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红军的战略战术。恩想，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我国人民军队建设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由于有了强大的工农红军，工农群众的利益就有了坚强可靠的保障。

    又如苏区的创建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统治了2000多年。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三座大山统治下，中国山河破碎，百业凋零，社会黑暗腐败，百姓嗷嗷待哺。而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苏维埃区域中，从乡村苏维埃政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完全推翻了三座大山统治、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广大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支柱。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这个新型的苏维埃国家里，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妇女得以翻身解放，全体苏区民众享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得到振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种社会进步和历史飞跃是全体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

    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全国人口总数的800是农民。而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土地数量的70%以上被占人口总数比例极小的地主、富农占有，而占人口总数’70070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就拥有生存之基、发家之本。可是，中国农村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和公堂租地耕种，承受着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间题。谁来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呢？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可惜在孙先生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后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坚决反对“耕者有其田”。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特别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1930年10月，毛泽东通过对兴国县永丰区8个当红军的农民家庭进行的详细调查，总结出了土地革命给贫农带来了12项利益：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

    第三，分了谷。

    第四，废除了债务。

    第五，吃便宜米。

    第六，婚姻自由。

    第七，死人不花钱，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节省费用。

    第十，没有烟赌盗窃，夜不闭户。

    第十一，家庭能养猪，有肉吃了。

    第十二，取得了政权，这是最主要的。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也切切实实得到了利益。

    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好处，怎么会不拥护共产党、不拥护苏维埃、不拥护红军呢？

    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除了前面所说干了五件大事之外，广大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还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平时对群众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曾谆谆告诫苏区党员干部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因此，他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比如，苏区青壮年男子大批参加红军和外出工作后，留在后方的男劳动力大量减少，一部分农民缺乏劳力、耕牛和农具，生产遇到困难。党和苏维埃政府就认真总结苏区群众创造的经验，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战争的影响，革命根据地物资缺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现象较为严重，农民利益受到损害，群众生活遇到困难。为保护农民利益，减少私商的中间盘剥，活跃苏区市场，党和苏维埃政府及时领导群众创办以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减少剥削、增加收入为目的的各类消费合作社。为调剂苏区各地粮食余缺，保证苏区军民粮食供给，同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大力倡导发展粮食合作社，等等。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的兴国县和上杭县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模范。毛泽东所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榔木乡有三四个过去当乞丐的人，到1933年夏天还很穷，缺粮没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捐米捐钱救济他们。红军家属生病有困难，长冈乡政府从消费合作社中借出本钱，组织几个群众运销粮食，赚了一些钱接济他们。1933年5月，兴国县上村、障云两乡发生饥荒，区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助。像这样的例子，在苏区几乎到处都是。这些小事，如今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些事都是能使农民深受感动的大事。因为革命前农民受够了封建地主当权者的欺压和剥削，而现在苏维埃干部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贫苦农民，农民怎不感动呢？他们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

    谁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就会真心实意地拥护谁、支持谁。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口头上、在宣言上表明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上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人民群众怎么会不拥护、不支持共产党和红军，不拥护、不支持苏维埃政府呢？

 

    3．正确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全力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同时，决不放松经济建设

 

    苏区时期，处于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力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但是，一切为了革命战争，是不是就不要进行经济建设呢？当时，王明“左”倾领导者就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过来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忽视和放松了经济建设工作，加上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苏区食盐、布匹、西药、火油、棉花、印刷用品等日常用品严重短缺。比如食盐，在白区一块银元可以买到6-7斤，而在苏区一块银元只能买7两多，而且常常买不到。苏区出产的物资，如木材、钨砂、土特产等，又运不出去，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局面。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严厉批评那种忽视苏区经济建设，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骂谁为“右倾”的错误思想，指出：“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他说：“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他肯定地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毛泽东还提出必须认清发展革命战争与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之间以及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针对有不少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强调说：“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

    毛泽东还指出，强调发展革命战争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不是要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而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就是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还说：“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他强调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不是说要放松或损害其他工作的开展，比如说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坚决实行劳动法，搞好选举运动和开展检举运动，发展文化教育，扩大红军，等等，都不能忽视。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脱离实际去办那些不能办或办不到的事情，而是要尽力去做那些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事情，如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与白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毛泽东还指出，强调发展革命战争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不是要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而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就是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还说：“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他强调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不是说要放松或损害其他工作的开展，比如说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坚决实行劳动法，搞好选举运动和开展检举运动，发展文化教育，扩大红军，等等，都不能忽视。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脱离实际去办那些不能办或办不到的事情，而是要尽力去做那些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事情，如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与白区的进出口贸易等。

    毛泽东同时强调：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必须培养造就大批懂得经济的干部人才和广泛吸收专业人才；在进行苏区经济建设时，必须把发展苏区农业生产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同时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苏区工业；要开放对外贸易，搞活商品流通；要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同时并进”；要坚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和坚持节省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的方针；要坚持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等等。

    毛泽东是这样说，领导苏区军民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左”倾领导者剥夺了他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从1933年1月开始，他回到瑞金主要负责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为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下，于1933年2月成立专门负责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央国民经济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在中央国民经济部设立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开展对白区的进出口贸易；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苏区经济的法令文告，制定了发展苏区经济的方针政策。为广泛深入动员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积极发展苏区经济建设，1933年8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在瑞金和宁都县城，分别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在会上作经济建设的动员报告，对发展苏区经济建设提出明确具体而又切合苏区实际的要求。会后，在全苏区开展了发展经济建设的竞赛活动。为满足发展经济建设的资金需要，临时中央政府还发行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增产15070，1934年又获得丰收，苏区粮食不仅能自给，还有出口。苏区的工业白手起家，办起了兵工厂、纺织厂、造纸厂、药材厂、服装厂、造币厂等数十个工厂和成百上千个手工业作坊，开办了钨矿、煤矿、硫磺矿，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品。苏区的对外贸易成绩巨大，仅赣县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每月的进口额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出口额少则60万元，多则150万元。苏区内部由于办起了数千个消费合作社，同时保护了墟场交易，商品流通活跃，极大地方便了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苏区的各类合作社事业也蓬勃发展。

    除经济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绩外，苏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都得到长足发展。苏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历史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苏维埃政府在全力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同时，决不放松经济建设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4．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土地革命初期，我们党内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建设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在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决议，不论正确与否，一味盲目执行，结果闹出许多乱子。脱离中国实际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日益严重。

    毛泽东对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深恶痛绝，坚决反对。 1930年5月，他在赣南苏区的寻乌县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之后，写下了《调查工作》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著名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深刻阐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在我们党内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在文章中不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而且对于调查的内容和方法，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193 1年4月2日，毛泽东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率先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仅在中央苏区，他就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大量农村调查。

    他非常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善于运用调查所得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从中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调整党和红军的工作目标、计划和战略部署，引导党和红军不断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比如，我们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根据地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而制定出来的。中央根据地红军第一、二、三三次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正确的方针政策，也都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来的。

    毛泽东除了自己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之外，还强调要教育广大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更是把调查根据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作自己一项重要任务，主动自觉地去完成。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一大批同志，都像毛泽东那样，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冒着极大风险果断纠正该县前县委书记乱肃乱杀“社会民主党”错案，使全县400多名党员干部免遭错杀；在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面对国民党粤军的强力进攻，他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与敌人死打硬拼，率领苏区边界军民从容撤退，巧与敌人展开游击周旋，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刘少奇、陈云到中央苏区后，立即深入工人中调查研究，很快发现苏区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中存在许多脱离苏区实际的过“左”规定和过高要求，严重影响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使苏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偏离了正确方向。他们挺身而出，在《斗争》等刊物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反对极“左”，领导修改劳动法，指导基层工会组织根据新的劳动法和苏区实际情况，与企业主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从而使原先“左”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5．扎扎实实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将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成为真正清正廉洁的政府

 

    将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使苏区广大党员、干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让老百姓放心的官员，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的执著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的重要经验之一。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确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确实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官员。主要表现在：

    第一，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能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苏区时期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1931年以前和1934年，根据地内严重缺粮。苏区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一样，以红薯、青菜充饥，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布匹匮缺，衣着紧张，寒冬腊月，很多人身穿单衣。没有盐吃，只好发动群众收集老墙土、地脚泥，弄到锅里熬硝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苏区得到巩固后，各级苏维埃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稍微有所改善，但仍然异常艰苦。成年累月与敌人拼杀的红军将士，不仅很少吃到肉类，常常连咸盐都吃不上。后方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战士。苏区有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句话成了人们自觉的行动。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报编辑部向全体苏区军民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这个号召发出后，从中央各部部长到乡村工作人员，以及广大苏区群众，包括少先队员、儿童团员，纷纷响应。陈云、博古、邓颖超等从白区到苏区来工作的23位中央领导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表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的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中央土地部、劳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也都纷纷表示，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油盐菜钱由每天4分钱减至3分，不要公家发夏衣……整个苏区迅速兴起一个群众性节约高潮。在瑞金工作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约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

    第二，苏区干部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不仅没有工资报酬，公家只发生活费，而且为了节约，还“自带干粮去办公”，许多干部连生活费也不要公家发。苏区山歌中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成为实实在在的事实。

    第三，苏区党和政府坚决反对并遏制了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苏区干部中有没有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呢？有。对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伊始，就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并大力倡导和培育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这些措施包括：（一）不懈地教育党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二）建立健全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三）机构设置精简效能，避免拖拉、扯皮、推诿等官僚主义作风产生。（四）建立一整套有权威、有效率的监督机制，包括法制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五）领导干部模范带头。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苏维埃政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苏区党员干部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让老百姓放心的官员。1934年9月11日，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曾发布过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历史的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苏区党和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红军有那么严明的纪律，苏区的党员干部又是那样地清正廉洁，所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才得到苏区乃至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苏区广大群众才会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倾其所有，全力支持革命，支持苏维埃政府。据江西赣南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人口仅50万左右，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作战的有60余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8.7万人，其中赣南籍子弟有五六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82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其中兴国县苏区时总人口23.18万人，参加红军有5.5万人，有革命烈士2.32万余人，全县平均每4人中有1人参加红军，每10人中有一人为革命牺牲；瑞金县苏区总人]24万人，参加红军4.9万人，有革命烈士1.72万余人；于都县苏区总人口34.43万人，参加红军6.7万人，有革命烈士1.62万余人。这都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得到苏区群众真心实意拥护的最好证明。

    但是，一个得到人民群众如此真心拥护和支持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又会在1934年10月遭到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是不是因为党和苏维埃政府背离了“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红军的纪律遭到了破坏，党员干部不清正廉洁，而得不到群众拥护了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广大红军指战员们打仗不行了呢？都不是。

    事实上，苏区的人民群众，始终是相信和支持共产党、相信和支持苏维埃政府、相信和支持红军的。举几个事实：1934年5月至9月，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紧张、最激烈、最困难的5个月，而就在这5个月中，先后共有8万余名苏区青年参加红军，还有数万人参加长期运输队帮助红军作战。这5个月中，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先后两次向苏区人民征集大批粮食。第一次是1934年6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央政府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征集粮食24万担；第二次是同年8月，中央政府要求秋收征粮60万担。这两次数额巨大的粮食征集任务都圆满完成。如果人民不拥护党和红军、不拥护苏维埃政府，能有那么多人参加红军、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到那么多粮食吗？广大红军指战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全过程中，也是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比如说1934年4月进行的广昌保卫战，红军就有5500余人英勇牺牲或光荣负伤，其中红九军团的第十四师因战斗减员过多而被迫撤销番号。这不能说他们打得不英勇。

    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为什么会遭到失败，其实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在苏区排斥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了一整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

    在开辟和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尤其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紧密结合，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军事斗争中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才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就不可能在瑞金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使这个红色共和国得到巩固和发展。

    历史的悲哀在于，中国共产党偏偏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根本不懂也不顾中国国情，只知道教条式地照搬照套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做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制定并强制在各革命根据地推行一整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他们通过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以及在苏区开展的反所谓“福建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等手段，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将毛泽东排斥出了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出了问题，党的路线错了，必然会使中国革命出问题，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也就势所必然了。

    第二，“左”倾错误领导者们将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指挥权，拱手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李德是德国人，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在德共中央从事过情报工作，曾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后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他以奥地利公民身份由苏军总参谋部派遣，以旅游名义来到中国，从事营救苏军情报人员的特别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以及中共临时中央有了联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在莫斯科时就与李德相识。博古因不懂军事，便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请求派李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获得同意。于是，李德便于1933年9月底来到了瑞金。

    李德这个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特点的外国人，只会按照苏军教材上学到的知识，靠红军简单的军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是一个“图上作业家”。博古与李德一拍即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节节防御，步步抵抗”、“短促突击”等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结果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达一年的反“围剿”斗争中，虽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仍然遭到失败。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期间，虽然苏区人民仍然像以前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倾自己全力支援红军；虽然苏区党员干部仍然像以前那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也没能挽救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命运。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只好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进行长征。

    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要能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军队和党政官员清正廉洁，做到“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加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就会面临失败、垮台的危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今天，认真总结和借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应该是很有益处的。

 

    方案二

    一、教学主题

    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

 

    二、教学目的

    通过现场讲授，让学员感受到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局部执政期间是如何坚决反对腐败、建设一个廉洁政府的，让学员更深切地感受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根本原因。通过对照，让学员进一步明白新时期切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三、教学用具

    1．讲课提纲。

    2．话筒、扩音器、耳麦。

 

    四、教学实施

    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苏维埃区域的执政党，苏区的各级党政工作人员，成为掌握苏维埃国家权力的红色“官员”。随着角色的转换，一个新的考验摆在了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前：苏区广大干部能否过好权力金钱关，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

 

    1934年9月11日，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曾发布题为《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审计报告，公布了中央各部4个月节省运动的成绩。报告中有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苏维埃中央审计机关作出的这个历史性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理由有哪些呢？

    第一，苏区干部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不仅没有工资报酬，公家只发生活费，而且为了节约，还“自带干粮去办公”，许多干部连生活费也不要公家发。

    苏区干部所领取的“生活费”，并不是工资报酬，而是公家发给他们的服装和伙食费（零用钱包括在伙食费内）。1934年春，为了节约开支支援革命战争，家在苏区本地分了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红色中华》报第161期报道说：“中央土地部分了田的同志，自带伙食来。首先由胡海同志打头报名写信回家送一月伙食，跟着有以下诸同志报名：王金龙半月，张义贤半月，李日账半月，朱福连半月，朱良仁半月，郭舜全五天。其余到会的已分田的同志，因时间关系，决定向节省委员会随时报名。”同一期的《红色中华》报还报道说：“全总执行局决定家在‘苏区的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办公’。”第166期《红色中华》报又报道说：“本籍工作人员自带伙食的节省运动，现已在各地普遍开展。江西省苏财政部，长汀水口河田三都等苏区，中央劳动部土地部司法部内务部及反帝拥苏总盟，均有报告说这一运动正在开展。”

    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不仅不要公家发工资发津贴，而且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这在中外历史上哪有先例？哪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做到这样？仅此就可看出苏区党政干部廉洁自律已达到何种自觉程度！

    第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了苏区干部的自觉行动。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苏区干部廉洁自律的好作风，在这方面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苏区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加上国民党经济封锁，广大军民包括苏区干部的物质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工作人员，在物质生活原本就很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开展节约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于1932年2月27日在《红色中华》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用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我们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文钱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中央人民委员会同一天也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此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就成为苏区干部的自觉行动。

    1934年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于1934年3月13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开展节省运动的9条具体办法：

(1)8万名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照规定食米定量节省二两，可节省2.25万元。(2) 4500名列宁小学教员伙食由学生负担，每人每月节省4元，每月可节省1.8万元。(3)裁减非必要的工作人员1600人左右，可节省经费2.52万元。(4)大约2万名家在苏区分了田的工作人员，自备伙食1个月，平均每人可节省4元，共可节省8万元。(5)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津贴，改善国家企业的管理，每月可节省1万元。(6)节省笔墨纸张，消灭无用文件，每月可节省1.2万元。(7)减少运输费，同时改善运输方法，不要使夫子跑空路，或迟延运输。有些机关可自己运的，就不要夫子，估计每月节省2000元。(8)其他办公费节省。如减少灯火、交通员；合并伙食单位，减少伙夫；有卫生所的地方，不开支中药钱；非不得已不修理房屋与添置器具，等等。估计每月节省1万元。(9)后方军事机关尽量减少浮支，改善管理，达到每月再节省5万元。

    《红色中华》报上述号召，是在苏区党政机关办公费用和工作人员伙食标准本来就已很低的情况下发出的。这就意味着苏区干部要过更加清苦的日子。可是号召刚一发出，就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响应。《红色中华》报当天就报道说：中央政府总务厅全体工作人员热烈讨论，“决定在伙食上每人每天节省二两来充裕红军的给养”；中央国民经济部全体工作人员“请求人民委员会以后减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伙食，每人每天油盐菜钱减至三分（原来四分），食米减至一斤（原来一斤二两）”；中央粮食部“决定今后该部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并实行每人种二十头菜，节省一分钱来更充分的保证红军给养”；中央劳动部决定自3月11日起即每人每天少吃二两米，“同时又要求免发夏衣”；中央土地部除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节省一分菜钱外，还决定“设置节省箱，每人每日自动把钱投节省箱并用纸包好，写上自己的名字，每七天总结一次，书面发表，以鼓励节省”，并“一致举手通过今年不要公家发单衣（个别未分到田的同志，个别解决）”。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整个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群众性节省热潮，仅保卫局系统不领夏衣的就有2066人，红军总卫生部各医院不领夏衣的有5000人。全中央苏区4个月实际节省经费达130万元以上。

    第三，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贪污腐败现象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行使铁腕惩治腐败，有力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苏区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有没有贪污浪费、渎职腐败现象呢？有。《红色中华》经常揭露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点洋蜡就点了三十多包。”

    “石城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最近他家由县城对河搬到城里来住，放了很多鞭炮，热闹得很，收了群众的很多贺礼，有送几个毫洋的，有的送一二块大洋的，据说收了不少的花边。有人诘问他，为什么收群众的贺礼和花边？主席回答说：‘这是他们自己愿意送我的，为什么不收？’”

    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也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还有少数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贪污公款，挥霍浪费。如《红色中华》报披露：中央财政部征发局的刘忠四，“贪污公家的鹿茸一包，高丽参二支，当归二支，以及多种物品”；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长谢开松，“手指上戴着公家金戒指二个”，“二干多元开支下落不明”，发动难民开采钨矿时，“要他们买鸡子猪肉给他吃”，侵吞“难民开矿的伙食费”，等等。

    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毕竟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是在旧社会的土壤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传统陋习的痕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保守等特性，或多或少都会被带到党和苏维埃政府中来；与此同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利用旧思想旧传统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及其工作人员。

    值得肯定和称赞的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一成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严重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采用铁腕手段，对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坚决查处和公开曝光，从而有力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大案有4个：

    一是查处中共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和县苏主席钟铁青贪污腐败案。这两人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经受过农民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考验的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但是，由于他们两人在革命斗争中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增大，个人私欲也逐渐膨胀起来。1932年春，他们两人伙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工作人员钟学祥，与桥头不法富农朱伟奎勾结，将缴获的鸦片烟土私自倒卖，侵吞赃款。钟铁青还另外贪污公款，作风败坏。他们的犯罪事实很快被人举报至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亲自带领调查组到胜利县，很快查清了钟圣谅、钟铁青等人的犯罪事实。经中共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批准，宣布撤销了钟圣谅、钟铁青的职务。1933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分别判处钟铁青死刑，判处钟圣谅监禁两年。

    二是查处左祥云贪污案。1933年秋冬间，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负责建筑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工程之机，贪污公款246.7元，事发后又偷开路条企图逃跑投敌。而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作为其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管理疏漏，造成大量公款浪费，对左祥云贪污逃跑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央工农检查部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查处，经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左祥云被处以死刑，徐毅处以六年监禁，赵宝成处以罚苦工一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处罚。

    三是查处唐仁达贪污案。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查部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检查、审计时，发现该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公款二千余元。案件查清后，苏维埃最高法庭依法判处唐仁达死刑；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瑞金县财政部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同时给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

    四是查处于都县熊仙璧、刘士祥等贪污案。1934年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土地部派往于都县的工作团查明，并经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核实：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等挪用公款做生意谋私；县委书记刘洪青和前任县委书记李国盛等违背党的原则，集资合伙经商牟利；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等造假账向红军总供给部冒领费用410余元私分，并贪污公款做生意；还有其他大大小小贪污腐败案件20-起。查清上述事实之后，按法定程序，经法庭公开审判，依法判处刘仕祥等5名贪污犯罪分子死刑；判处熊仙壁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其所任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刘洪青也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这一案件当时被称为轰动一时的“于都事件”。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此专门撰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向全中央苏区党政干邵敲响反腐警钟。

    查处上述4个大案要案，处决了8个贪污腐败分子，轰动了整个中央苏区，大快人心，既充分显示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试图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也说明，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做法和经验

 

    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呢？

 

    （一）建立健全苏维埃民主政治制度，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民主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参与对国家社会生活管理，参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选用、监督和奖惩。建立健全苏维埃民主政治制度，是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得以形成的政治基础。中央苏区的民主政治，不仅具有形式，而且有实际内容。苏维埃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由工农兵劳苦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选民对于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代表（被选举者）犯有重大错误的，只要选民10人以上提议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撤销其代表资格，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1933年冬上杭县下才溪乡选举时，选民们在事先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见，结果73名前任代表中有23名在选举时落选，而另外选举了那些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人为乡苏维埃代表。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健全，使苏维埃各级干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监督。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生命的灵魂、奋发的源泉、精神的支柱、前进的动力。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苏区各级党组织，普遍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共产党员都懂得不能为自己谋私利，而应多为穷人谋利益；共产党员必须真心实意为革命事业、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灵魂不断得到净化，虽然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有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头脑中所想的，首先是革命的利益，是群众，是工作，而对个人的利益考虑甚少；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都能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种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发出耀眼的火花。

 

    （三）建立权威高效的监督机制，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有权威、有效率的监督，是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为防止贪污浪费、官僚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引导广大苏区干部自觉形成廉洁自律的好作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权威高效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

    1．党政监督

    包括党内监督和政府监督。党内监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和行为一露头，就受到党内批评，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难以滋生蔓延。二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遏制抨击作用。苏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有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级监察委员会。

    政府监督，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内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政府的工作机关，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赋予工农检察部五大任务和权力：(1)监督苏维埃的机关，要他们正确地站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上去没收并分配土地。(2)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正确去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和策略，以适合某阶段的革命利益。巩固苏维埃区域和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3)监督苏维埃机关对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首先是财政与租税政策，是否执行得正确。(4)有向该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或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之权，对于该企业或机关的工作设施，有直接建议之权。(5)若发现了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有权报告法庭，以便施行法律上的检查和裁判。

    苏区各级工农检察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苏区反腐倡廉作出了重大贡献。

    政府监督的另一方面，就是上级政府机关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工作机关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

    2．审计监督

    中央苏区的审计监督，是专门在经济领域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以堵塞贪污浪费漏洞、防止贪污腐败现象发生的有力措施之一，实质上也是政府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从1933年冬开始，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一。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将中央审计委员会提升为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间，中央苏区查处的许多贪污浪费案件，都是中央审计委员会通过审计有关财务账目发现和揭露出来的。

    3．舆论监督

    中央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都办有报纸刊物。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这些大众传播媒体在反腐倡廉方面的舆论监督作用。如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从1932年3月开始，就辟有“突击队”专栏，专门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消极腐败现象。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撰写有关批评文章，在此专栏发表。后来，《红色中华》报还增辟“红板”、“黑板”等专栏，在“红板”中刊登表扬稿件，在“黑板”中刊登批评稿件。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辟有“铁锤”专栏，专门批评红军部队和军事机关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和作风。《红星》报还辟有“自我批评”专栏。一些被批评了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给《红星》编辑部写出自我批评稿件。共青团中央局主办的《青年实话》，辟有“轻骑队”专栏。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辟有“批评与指导”、“反对贪污腐化”专栏。其他许多报刊，也都辟有各种批评专栏。这样，就使苏区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处于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难有藏身之地。

    苏区各类传播媒体的舆论监督，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与保护。193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在苏区工农劳动群众的面前受到唾骂、讥笑与侮辱，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他在文章中还指出，苏维埃报刊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体生动的事迹，树立学习榜样，从而使舆论监督的作用更完整更全面地发挥出来。

    4．群众监督

    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根据苏维埃宪法大纲，创造各种条件，倡导苏维埃公民对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如对不称职的苏维埃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为让工农群众充分行使监督权利，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检举揭发控告；工农检查部在各国家机关、企业、工厂、作坊、矿山、学校、社会团体、街道、村落中，建立了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要求他们经常向各级工农检查部反映情况；工农检查部经常组织不脱产的“突击队”，共青团组织也组织了“轻骑队”，经常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纲情况、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官僚主义、腐化、贪污现象等，进行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工农检查部汇报。大量事实表明，中央苏区在反腐倡廉斗争中的群众监督，既有力度又卓有成效。

    中央苏区建立的上述对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严明党纪国法，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提供法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就注意党的纪律建设。但是，由于土地革命初期党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如何正确地科学地运用党的纪律手段，去达到加强党的建设的目的，认识还不足，经验也缺乏，结果出现两种偏向：是平时忽视对党员加强纪律教育，执行纪律也不严格；二是不区分错误的程度，滥用惩办制度，动辄用开除党籍甚至处死等极端手段加以制裁。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中共苏区党代会后，这两种错误倾向开始得到纠正。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一方面加强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一方面建立健全了党的纪律监察机构，严肃认真地查处了一批违纪案件，对违犯党纪者给予严肃处理，并且做到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维埃政府还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贪污腐败。对于触犯苏维埃刑律的贪污腐化等重大案件．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绳之以法，决不姑息迁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严格规定：凡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并且规定：触犯以上刑律的人员，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以上条律处治；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致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一法令的颁布，为司法机关对贪污腐败犯罪的审判量刑，制定了法律依据，使惩治贪污腐败行为有法可依。苏区各级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及时侦查和审判有关贪污腐败案件。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同贪污腐败现象展开坚决斗争。中央工农检察部门和苏维埃法庭对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和熊仙璧等贪污案的查处和审理，都是依照这一法令定罪量刑的。

    严明的党纪国法，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

 

    （五）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为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形成树立学习榜样

 

    这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大特点，也是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十分注意起模范带头作用。

    毛泽东，是红军的首脑、统帅，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苏区军民敬仰爱戴的革命领袖，但他严于律己，从不特殊，生活非常俭朴。他率军行动指挥作战时，与红军官兵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军，并常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乘用。他习惯夜晚工作，按规定菜油灯可点3根灯芯，可他始终只点一根灯芯。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说：“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毛泽东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轻易不让供给部门给自己添新衣。对于红军纪律，毛泽东更是带头执行。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一册记载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毛泽东更不随便接受群众的礼物。他有吸烟、吃辣的嗜好，却从不因这些嗜好而破坏群众纪律，搞特殊化。相反，对战士、群众的冷暖温饱，他时时放在心上。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给老乡送医送药、车水抗旱、打井找水、挑水、挖茅坑等爱民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他忠厚朴实。只要别人不介绍，不熟悉他的人谁也不知他是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因为他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特殊、不显眼，在中央苏区到处流传着老百姓找朱德找错人的故事。他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对红军纪律带头模范执行。

    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当年的警卫员郭应春回忆他在福建建宁前线的工作、生活时说：“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朴素。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条很旧的灰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洗面没有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有时把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说：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在苏区时，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钱盐。周恩来与大家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长期的劳累，加上没有盐吃，他身体虚弱，浑身无力。一次，警卫员卢正标要司务长偷偷地在为周恩来炒的菜里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卢正标说：“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从心里感激！可是我不要特殊照顾。”还说：“小卢，你也是共产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你将来也要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明白了吗？”周恩来的崇高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项英、彭德怀、邓颖超等领导同志，无不带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表率作用，就像无声的命令和润物的细雨，带动和培育着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的形成。

    正是由于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上述大量的工作，才使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才使苏区干部的廉洁自律风尚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研究和借鉴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工作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案三

    一、教学主题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

 

    二、教学目的

    通过现场讲授，让学员充分了解80多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把党的宣传工作与红色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开展大规模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以及党的宣传史的重大意义。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三、教学用具

    1．讲稿。

    2．话筒、扩音器、耳麦。

 

    四、教学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 1月7日在叶坪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我党局部执政的实践。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与红色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开始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在党的宣传史上具有重大开创意义。

    一、宣传特征

    群众性、通俗性、灵活性、针对性、时效性。

    二、宣传队伍

    1．红军部队每连有5名专职宣传员，苏维埃政府、各群众团体都设有宣传组织。

    2．领导带头，全民参与。当时有个说法：

    毛泽东、秦邦宪的讲演。

    张闻天、陆定一的笔杆。

    陈  云、邓小平的勇敢。

    李坚贞、李伯钊的表演。

    三、宣传形式

    1．文字宣传：张贴标语、布告、口号，散发传单，出版报刊图书。

    2．口头宣传：演讲、喊话、交谈。

    3．形象宣传：检阅、晚会、纪念建筑物等。

    四、宣传方法

    1．从关心群众生活人手，带着感情做宣传。

    2．结合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

    3．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

    （张震将军回忆：当时每个宣传员口袋里都有三本书：《调查须知》、《宣传员工作》、《每周宣传纲要》）

    五、宣传内容

    1．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

    2．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3．各项中心任务（扩红支前、经济建设、推销公债、文化卫生运动、反贪污浪费等）宣传。

    4．法制宣传。

    六、宣传效果

    1．重视宣传鼓动是党的一大传统和优势。

    2．激发了群众革命热情，使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得到落实。

    3．苏区农民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得到更新。

    4．苏区社会某些不良习俗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