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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传人
张闻天坚持真理
时间:2017-12-01 14:49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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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在莫斯科学习的张闻天（洛甫），与蔡和森、张国焘等人商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工作的要求。
第二年1月，张闻天与杨尚昆结伴而行，离开莫斯科回国。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坐火车经双城子绥芬河边界，越境到达五站，再由哈尔滨至大连，改乘海轮于2月1日到达上海。张闻天住进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家客栈后，即按规定的通信办法与中央联系。接上关系后，张闻天先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编辑。旋即接替调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从3月2日起，张闻天开始以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9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张闻天在临时中央内担负的主要工作有：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和《斗争》，根据党的决议撰写社论、文章，主管宣传鼓动工作；指导过江苏省委、湘鄂西苏区的工作；顾顺章叛变后，接管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秘密电台；有一段时间指导过共青团的工作。同时不再兼任中宣部长，而由杨尚昆接任。
应该说，张闻天这段时间在，临时中央，与博古等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其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他这段时间的文章和讲话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照搬斯大林的模式，把中间派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二是过高估计革命形势，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比如他1932年1月1日写就、署名平江发表在第28期《红旗周报》上的那篇《争取革命在数省的首先胜利》文章，就可以看作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先声。
但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左”倾错误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后，他就逐渐省悟了，并开始努力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
1932年12月底，张闻天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去中央苏区的要求，博古开始想派他去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的北方局工作，意见得不到统一，乃致电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人中央苏区。这样，张闻天离开上海，由中央的一名交通员护送，乘海轮取道汕头，辗转于1933年1月中旬，先于博古等人到达江西瑞金。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持续了半年的稳定发展时期。这期间，张闻天在常委中分工主管政府工作，接触与了解到许多实际情况，因而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同时，通过实践，张闻天逐渐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尤其是在他熟悉的文艺、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这时，张闻天已经开始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张闻天与博古等人从合作到矛盾产生，主要体现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和“福建事变”的态度上。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继续向华北进犯的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这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对此，博古不以为然。张闻天则认为它不仅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口号。“福建事变”前后，在同十九路军谈判的问题上博古虽然没有拒绝，但顾虑重重，看不到蒋光鼐、蔡廷锴进步的一面；张闻天则十分重视和十九路军的谈判，认为这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的一个具体行动。
这种矛盾冲突，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达到高潮。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上旬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打硬拼而遭受重大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反唇相讥，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因此公开争论起来。结果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张闻天和毛泽东却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了。
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之初，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两人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了走来，对毛泽东也有所了解，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逐渐一致。
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并开始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人事变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样，1934年2月开始，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就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下肖区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增进了彼此的了解。4月，中央苏区出版了张、毛合著的《区乡苏维埃工作》一书，这可以看作是两人开始合作的标志。
后来，张闻天也被排挤，离开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云白山上的“云山古寺”。两人经常坐在住处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敞开心扉聊天，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担负西征的领导。在突围西征的途中，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结伴行军，一同宿营，张闻天欣然同意，这就形成了红星纵队中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三人团”。红军突破湘江后，12月4日至6日，取道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向西北方向挺进。在这里，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 12月14日，红军攻占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城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从老山界开始争论、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同博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今草塘）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实际上解除了李德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决定权和指挥权，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突破乌江天险后，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及其附近的桐梓、绥阳各县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去胜利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明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时，虽然也讲到了某些主观上指挥的错误，但过分强调了客观上的困难，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实质上是用客观原因来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军事领导作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听取了博古的正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完全是针对博古正报告内容的，故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央常委（或书记处书记）只有四人，即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而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张闻天作“反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可以说，张闻天的“反报告”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根据会议决定，这个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遵义会议还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这就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更换中央领导这件事，是在一渡赤水后向扎西集结的途中完成的。
2月初，部队到了滇黔河和渭河自然汇合形成的赤水河交汇处一个名叫岔河的地方。这里三河交汇形成了四川、云南、贵州的交界点，“一鸡长鸣，三省皆闻”，所以岔河一带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2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商议后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人。这一来是因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得到了大家好评，二来这样对共产国际也好交代。博古很干脆地表示同意，并说“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了分工问题，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6日，博古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中央总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
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第二年1月，张闻天与杨尚昆结伴而行，离开莫斯科回国。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坐火车经双城子绥芬河边界，越境到达五站，再由哈尔滨至大连，改乘海轮于2月1日到达上海。张闻天住进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家客栈后，即按规定的通信办法与中央联系。接上关系后，张闻天先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编辑。旋即接替调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从3月2日起，张闻天开始以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9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张闻天在临时中央内担负的主要工作有：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和《斗争》，根据党的决议撰写社论、文章，主管宣传鼓动工作；指导过江苏省委、湘鄂西苏区的工作；顾顺章叛变后，接管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秘密电台；有一段时间指导过共青团的工作。同时不再兼任中宣部长，而由杨尚昆接任。
应该说，张闻天这段时间在，临时中央，与博古等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其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他这段时间的文章和讲话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照搬斯大林的模式，把中间派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二是过高估计革命形势，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比如他1932年1月1日写就、署名平江发表在第28期《红旗周报》上的那篇《争取革命在数省的首先胜利》文章，就可以看作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先声。
但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左”倾错误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后，他就逐渐省悟了，并开始努力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
1932年12月底，张闻天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去中央苏区的要求，博古开始想派他去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的北方局工作，意见得不到统一，乃致电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人中央苏区。这样，张闻天离开上海，由中央的一名交通员护送，乘海轮取道汕头，辗转于1933年1月中旬，先于博古等人到达江西瑞金。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持续了半年的稳定发展时期。这期间，张闻天在常委中分工主管政府工作，接触与了解到许多实际情况，因而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同时，通过实践，张闻天逐渐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尤其是在他熟悉的文艺、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这时，张闻天已经开始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张闻天与博古等人从合作到矛盾产生，主要体现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和“福建事变”的态度上。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继续向华北进犯的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这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对此，博古不以为然。张闻天则认为它不仅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口号。“福建事变”前后，在同十九路军谈判的问题上博古虽然没有拒绝，但顾虑重重，看不到蒋光鼐、蔡廷锴进步的一面；张闻天则十分重视和十九路军的谈判，认为这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的一个具体行动。
这种矛盾冲突，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达到高潮。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上旬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打硬拼而遭受重大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反唇相讥，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因此公开争论起来。结果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张闻天和毛泽东却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了。
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之初，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两人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了走来，对毛泽东也有所了解，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逐渐一致。
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并开始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人事变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样，1934年2月开始，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就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下肖区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增进了彼此的了解。4月，中央苏区出版了张、毛合著的《区乡苏维埃工作》一书，这可以看作是两人开始合作的标志。
后来，张闻天也被排挤，离开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云白山上的“云山古寺”。两人经常坐在住处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敞开心扉聊天，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担负西征的领导。在突围西征的途中，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结伴行军，一同宿营，张闻天欣然同意，这就形成了红星纵队中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三人团”。红军突破湘江后，12月4日至6日，取道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向西北方向挺进。在这里，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 12月14日，红军攻占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城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从老山界开始争论、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同博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今草塘）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实际上解除了李德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决定权和指挥权，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突破乌江天险后，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及其附近的桐梓、绥阳各县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去胜利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明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时，虽然也讲到了某些主观上指挥的错误，但过分强调了客观上的困难，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实质上是用客观原因来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军事领导作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听取了博古的正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完全是针对博古正报告内容的，故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央常委（或书记处书记）只有四人，即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而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张闻天作“反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可以说，张闻天的“反报告”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根据会议决定，这个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遵义会议还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这就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更换中央领导这件事，是在一渡赤水后向扎西集结的途中完成的。
2月初，部队到了滇黔河和渭河自然汇合形成的赤水河交汇处一个名叫岔河的地方。这里三河交汇形成了四川、云南、贵州的交界点，“一鸡长鸣，三省皆闻”，所以岔河一带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2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商议后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人。这一来是因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得到了大家好评，二来这样对共产国际也好交代。博古很干脆地表示同意，并说“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了分工问题，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6日，博古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中央总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
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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