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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
反思八月失败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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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月失败”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
“八月失败”的发生，萧克认为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很有见地，耐人寻味。
在此，我们不妨剖析、阐发一下“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主要史实。
(1)上面的错误倾向
①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南暴动相联系”。这就为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提供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方针。
②杜修经的策动。杜修经为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他“导扬其焰”，即“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朱德在1962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这是有道理的。因为：a.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虽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也同意了与会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张，但是，数天之后“又坚持省委意见”，变卦了；b．在7月15日在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杜修经不仅“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而且认为攻打湘南“还是有利的”；c．杜修经在主持水口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信时，仍然认为红军大队回边界“不能解井冈之危”，去打郴州还可“围魏救赵”。当王尔琢反驳他时，他竟以势压人，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d．当7月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时，杜修经下令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发起攻击，朱德赶到加以制止时，他坚持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些都说明杜修经在冒进湘南的全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实在是“八月失败”的主要决策人物。
③杨开明的支持。杨开明是“八月失败”前夕由湖南省委派任湘赣边特委书记的。在分兵冒进湘南这一问题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支持杜修经的。当杜修经回来请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时，毛泽东不在，他却公然表态支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从而，使红军大队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认可。
(2)下面的错误倾向
①二十九团官兵回乡心切。他们“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竟瞒着军委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去湘南，连带路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在朱德、陈毅等的劝说下，仍一味坚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们自己指挥自己”，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倾向。
②龚楚充当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红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却使该团党组织失去作用。据当年的二十九团老战士回忆，二十九团从龙源口战斗换上步枪后，部队日渐滋长骄傲轻敌情绪，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时刚好湖南省委派来了一个代表杜修经（当时不知其名），我听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到我们一连说，省委代表要我们部队回湘南去。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整个二十九团都传开了，上至团长，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欢得很。团长胡少海，宜章人，团党代表龚楚，广东人，他们也想回家，尤其是龚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诉各营党代表，并要他们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整个二十九团产生动摇归家的念头，有时还出现不听指挥的现象。”这样就使整个二十九团党组织完全失去作用。当杜修经回宁冈找毛泽东商议时，龚楚对杜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可见龚楚当时简直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由于身为团党代表的龚楚如此，二十九团党组织才拢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绪和极端行为无法遏止。
③胡少海也有过失。胡少海是红二十九团团长，在冒进湘南的军事行动中，态度暖昧，实际上是支持错误意见的。“团长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他在几次会议和重要场合，没有出面支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是同杜修经、龚楚站在同一立场，致使团党代表龚楚能为所欲为，杜修经有恃无恐。
④二十八团也不愿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团虽然是为了保护二十九团才跟着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团却提出过要去赣南，也可见二十八团在建立根据地方面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观上助长了二十九团的军事行动。
正是在上下错误倾向的共同作用下，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便成为一种必然，以致造成失控局面而失败。
“八月失败”事发前，“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评析呢？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及八，月失败时曾写道：“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军委的一个含蓄的批评。
当时的军委书记是陈毅。他和军长朱德一直跟随着红军大队。对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他俩为什么“未能加以阻止”呢？对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客观、公允地加以评析。
我们认为，在红军主力冒进湘南的过程中，军委和朱德确实做了许多劝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陈毅一直是赞成毛泽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不赞成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的。为此，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千言万语的解释”，但“三劝四劝也不行”，劝阻无效。当红军大队在杜修经的鼓动、怂恿下进军湘南已成事实时，朱、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被迫同意红军大队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突发性变故中作出的决定。这种应变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看得过重。
我们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史实依据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朱德、陈毅是明确赞成毛泽东意见，反对冒进湘南的。
第二，当“异外的变故”发生时，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擅自决定出击湘南的消息一传出，军委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劝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曾这样记载：
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去酃县，一致收拾酃县，本因再攻茶陵，时永新已到赣敌，故又拟折回宁冈去永应援，岂知发生了一异外的变故：二十九团到酃后，因该团系湖南宜章农民，因不察边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
可见，事发后，军委开了扩大会、兵士代表会，朱德作了演讲，“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做了劝阻工作，“多方面解释阻止”，但无效。
第三，部队回沔渡后，朱德、陈毅针对当时的状况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并派杜修经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定夺军事行动。对此，杨克敏记载道：“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杜修经也回忆：”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沔渡，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但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军委）让我去特委找毛泽东同志商议后再行动。“可见军委和朱德在此时仍是持审慎态度的。
第四，红军大队至酃县水口时，军委再次对进击湘南问题召开会议讨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此可看出军委的决定事出无奈，从保护二十九团计，红军大队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败郴州后，在桂东前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朱德毅然决定红军大队随毛泽东回师井冈山。这个会议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杜、龚两人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开展湘南工作。这时，杜修经提出：“是不是要陈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听后大为恼火，说：“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这“硬要拉垮”几字，足见朱德的一贯态度。
因之，我们认为上述史实足可说明，军委和朱德在面临杜修经等三番五次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的过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的，只是劝阻不力、无效而已。当然，“如果态度坚决，多做思想工作，说服干部战土，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时，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深究个人的历史责任。
2．“八月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记述，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1)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对军事行动的盲动主义，是“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
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2)湖南省委代表的错误指令和导扬是“八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3)当时红军大队本身存在着的不利因素和决策上的失误，也是“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些不利因素是：①红二十九团官兵动摇思家，失去战斗力；二十八团官兵虽不愿去湘南，但提出去赣南，也是右倾悲观情绪的表现，因而也影响了战斗力。②盛暑远征，兵力疲惫。③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④湘南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使这次行动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⑤因为不明了敌情，使错误意见占了上风。⑥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⑦党组织未能发挥作用，甚至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产生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八月失败”。
从“八月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保持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湖南省委错误指令的根源，就在于对形势的估量和政策上的失误。
第二，在敌人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不能分兵冒进，远离根据地。杨克敏在总结“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谈及这一点。他说：“这次失败的经验是：①在统治阶级稳定之时，军力切不可分开，分兵则为敌各个击破。假如此次二十八、二十九团不去湘南，则决不致遭这样的损失，而边界也不致如此失败；②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之时，割据的扩大必须采取节节推进的政策，而不宜采取舍近就远的突进政策；割据区域的深入工作为保持割据的根本要图，切不可只图扩大，而忽略了既得胜利的深入工作巩固。”③毛泽东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第三，必须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纠正军队中的小生产观念和极端民主化。“八月失败”中二十九团表现出的乡土观念和士兵委员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以致转向极端民主化的现象，都充分证明必须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此，毛泽东深刻地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八月失败”的发生，萧克认为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很有见地，耐人寻味。
在此，我们不妨剖析、阐发一下“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主要史实。
(1)上面的错误倾向
①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南暴动相联系”。这就为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提供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方针。
②杜修经的策动。杜修经为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他“导扬其焰”，即“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朱德在1962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这是有道理的。因为：a.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虽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也同意了与会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张，但是，数天之后“又坚持省委意见”，变卦了；b．在7月15日在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杜修经不仅“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而且认为攻打湘南“还是有利的”；c．杜修经在主持水口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信时，仍然认为红军大队回边界“不能解井冈之危”，去打郴州还可“围魏救赵”。当王尔琢反驳他时，他竟以势压人，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d．当7月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时，杜修经下令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发起攻击，朱德赶到加以制止时，他坚持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些都说明杜修经在冒进湘南的全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实在是“八月失败”的主要决策人物。
③杨开明的支持。杨开明是“八月失败”前夕由湖南省委派任湘赣边特委书记的。在分兵冒进湘南这一问题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支持杜修经的。当杜修经回来请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时，毛泽东不在，他却公然表态支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从而，使红军大队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认可。
(2)下面的错误倾向
①二十九团官兵回乡心切。他们“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竟瞒着军委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去湘南，连带路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在朱德、陈毅等的劝说下，仍一味坚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们自己指挥自己”，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倾向。
②龚楚充当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红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却使该团党组织失去作用。据当年的二十九团老战士回忆，二十九团从龙源口战斗换上步枪后，部队日渐滋长骄傲轻敌情绪，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时刚好湖南省委派来了一个代表杜修经（当时不知其名），我听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到我们一连说，省委代表要我们部队回湘南去。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整个二十九团都传开了，上至团长，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欢得很。团长胡少海，宜章人，团党代表龚楚，广东人，他们也想回家，尤其是龚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诉各营党代表，并要他们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整个二十九团产生动摇归家的念头，有时还出现不听指挥的现象。”这样就使整个二十九团党组织完全失去作用。当杜修经回宁冈找毛泽东商议时，龚楚对杜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可见龚楚当时简直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由于身为团党代表的龚楚如此，二十九团党组织才拢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绪和极端行为无法遏止。
③胡少海也有过失。胡少海是红二十九团团长，在冒进湘南的军事行动中，态度暖昧，实际上是支持错误意见的。“团长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他在几次会议和重要场合，没有出面支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是同杜修经、龚楚站在同一立场，致使团党代表龚楚能为所欲为，杜修经有恃无恐。
④二十八团也不愿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团虽然是为了保护二十九团才跟着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团却提出过要去赣南，也可见二十八团在建立根据地方面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观上助长了二十九团的军事行动。
正是在上下错误倾向的共同作用下，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便成为一种必然，以致造成失控局面而失败。
“八月失败”事发前，“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评析呢？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及八，月失败时曾写道：“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军委的一个含蓄的批评。
当时的军委书记是陈毅。他和军长朱德一直跟随着红军大队。对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他俩为什么“未能加以阻止”呢？对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客观、公允地加以评析。
我们认为，在红军主力冒进湘南的过程中，军委和朱德确实做了许多劝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陈毅一直是赞成毛泽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不赞成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的。为此，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千言万语的解释”，但“三劝四劝也不行”，劝阻无效。当红军大队在杜修经的鼓动、怂恿下进军湘南已成事实时，朱、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被迫同意红军大队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突发性变故中作出的决定。这种应变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看得过重。
我们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史实依据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朱德、陈毅是明确赞成毛泽东意见，反对冒进湘南的。
第二，当“异外的变故”发生时，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擅自决定出击湘南的消息一传出，军委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劝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曾这样记载：
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去酃县，一致收拾酃县，本因再攻茶陵，时永新已到赣敌，故又拟折回宁冈去永应援，岂知发生了一异外的变故：二十九团到酃后，因该团系湖南宜章农民，因不察边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
可见，事发后，军委开了扩大会、兵士代表会，朱德作了演讲，“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做了劝阻工作，“多方面解释阻止”，但无效。
第三，部队回沔渡后，朱德、陈毅针对当时的状况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并派杜修经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定夺军事行动。对此，杨克敏记载道：“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杜修经也回忆：”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沔渡，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但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军委）让我去特委找毛泽东同志商议后再行动。“可见军委和朱德在此时仍是持审慎态度的。
第四，红军大队至酃县水口时，军委再次对进击湘南问题召开会议讨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此可看出军委的决定事出无奈，从保护二十九团计，红军大队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败郴州后，在桂东前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朱德毅然决定红军大队随毛泽东回师井冈山。这个会议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杜、龚两人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开展湘南工作。这时，杜修经提出：“是不是要陈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听后大为恼火，说：“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这“硬要拉垮”几字，足见朱德的一贯态度。
因之，我们认为上述史实足可说明，军委和朱德在面临杜修经等三番五次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的过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的，只是劝阻不力、无效而已。当然，“如果态度坚决，多做思想工作，说服干部战土，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时，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深究个人的历史责任。
2．“八月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记述，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1)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对军事行动的盲动主义，是“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
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2)湖南省委代表的错误指令和导扬是“八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3)当时红军大队本身存在着的不利因素和决策上的失误，也是“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些不利因素是：①红二十九团官兵动摇思家，失去战斗力；二十八团官兵虽不愿去湘南，但提出去赣南，也是右倾悲观情绪的表现，因而也影响了战斗力。②盛暑远征，兵力疲惫。③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④湘南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使这次行动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⑤因为不明了敌情，使错误意见占了上风。⑥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⑦党组织未能发挥作用，甚至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产生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八月失败”。
从“八月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保持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湖南省委错误指令的根源，就在于对形势的估量和政策上的失误。
第二，在敌人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不能分兵冒进，远离根据地。杨克敏在总结“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谈及这一点。他说：“这次失败的经验是：①在统治阶级稳定之时，军力切不可分开，分兵则为敌各个击破。假如此次二十八、二十九团不去湘南，则决不致遭这样的损失，而边界也不致如此失败；②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之时，割据的扩大必须采取节节推进的政策，而不宜采取舍近就远的突进政策；割据区域的深入工作为保持割据的根本要图，切不可只图扩大，而忽略了既得胜利的深入工作巩固。”③毛泽东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第三，必须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纠正军队中的小生产观念和极端民主化。“八月失败”中二十九团表现出的乡土观念和士兵委员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以致转向极端民主化的现象，都充分证明必须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此，毛泽东深刻地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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