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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
冒进湘南与“八月失败”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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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主力冒进湘南
毛泽东上书陈言的第三天，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出毛泽东所料，湘敌吴尚第八军按湘赣两省敌军于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协约，乘红四军主力远在永新、宁冈空虚之机，发动进攻了。
7月4日，吴尚以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宁冈，顿时处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团和宁冈赤卫队、暴动队一起上阵，在睦村、河桥、砻市一带组成多道铁网，四面骚扰，坚壁清野，阻击敌军。但是，一个三十二团与地方武装毕竟不是敌正规军两个师的对手。7月9日，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向新城推进，意欲与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和第九师杨池生部会合，在永新南北夹击朱、毛红军。正在永新的毛泽东接到了宁冈告急的报告。
军情紧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主力，应召火速赶回永新，相机应敌。
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冈解危，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未料，红军棋慢一着，二十八、二十九团从间道出击不及，与湘敌在永新新源咀错道而过。湘敌闻我主力已归，恐有所失，匆匆向莲花前进。朱德、陈毅、王尔琢当即决断，率部挥戈西进，袭击湘敌老巢一酃县、茶陵，迫使敌人回援后方，放弃“会剿”。
7月12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
湘敌果然害怕，于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敌刚退，赣敌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胡文斗6个团，共11个团进入永新。
朱德率红军大队攻克酃县后，本计划再攻茶陵。但此时，湘敌已退驻茶陵，赣敌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等决定率红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当红军大队进至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7月12日晚，红二十九团借口湖南省委有要四军去湘南的命令，竞瞒着军委和上级长官，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开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朱德、陈毅闻讯后，连夜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询问情况，当即指示连夜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件发生。并且，连夜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红二十九团系湘南宜章农军组成。自1928年“年关暴动”至今，近大半年时间了，很多人存在着浓烈的思乡情绪。永新联席会议后，得知湖南省委要四军前往湘南，欣喜一时变成了狂热，在乡土观念的驱使下，发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决回乡的严重变故。
13日，王尔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传达了军委要红军大队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队一失以往的雄风，懒懒散散，士气低落。二十九团要求回湘南的情绪依然很重，二十八团官兵也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
军心涣散，乃兵家之大忌。对此，朱德、陈毅等都觉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时，毛泽东派茶陵县委书记赶到酃县。毛泽东在信中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态度，要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坚持边界斗争。
朱德、陈毅、王尔琢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为说服部队，朱德在酃县洣泉书院外，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弟兄们，毛委员在永新派人给我们飞马传信了！现在永新吃紧，我们要回兵永新！至于湘南，我们是要去的，但现在不能去。二十九团的同志们想‘打回老家去’看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敌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我们闹革命，是全国性的革命。我们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县的土豪，我们要打全国的土豪！我们要消灭反动派，也并不是消灭哪一省哪一县的反动派，我们要消灭全国的反动派！……”但军长朱德的这番讲话，二十九团官兵都听不进去。会场上又闹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劝四劝也不行”，二十九团战士仍叫嚷着“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
“军队当时的负责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十四号由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
朱德、陈毅感到事态严重。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太严重了！但对士兵们又不能威迫，真是为难极了。
15日，朱德、陈毅在酃县沔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工作。随军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导扬其焰”，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散会时，龚楚竞对杜修经说： “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龚楚身为二十九团党代表，非但不协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听后，不假思索，就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酃县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走！”
朱德、陈毅等人闻知，知道再劝阻也无用了。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大队分裂和走上极端之路，同时也担心二十九团孤军深入，有被敌击破之虞，同意让二十八团一同前往，出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突发性变故的环境中作出的决定。
2． “八月失败”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
红军大队离开沔渡后，二十九团回乡心切，行军如飞，日行100多里，一口气走到水口宿营。
二十八团紧迫不舍。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他们本来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们提出想去赣南。如今，奉了朱德军长和军委之命，为保护二十九团，才去湘南。他们对二十九团竭力坚持回湘南的表现，觉得有点反常，说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里，说回湘南就日行130里，真是不可思议。
得知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泽东觉得事态严重。他立即又写了封长信，派人急迫，力图把红军大队拉回来。送信人追到水口时才赶上红军大队。朱德、陈毅等阅信后，在水口又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杜修经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的问题。
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还是维护毛泽东的意见，力主回边界，但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去湘南。王尔琢气得与杜修经顶撞起来，杜修经竟反讥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口气极为强硬，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团仍然向湘南移动，二十八团随后跟进。因为沔渡会议后，杜修经曾去请示过边界特委，有过特委书记杨开明认可的话；何况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坚持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如今，大队已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了，二十八团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发了。
二十八团的这种困惑，可以想见；而朱德作为一军之长，则有着更多的困扰和隐忧。
因为，朱德知道驻守湘南重镇郴州的敌方军队是范石生的十六军。他担心四军与范部交火。朱德与范石生是当年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又一起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袁护国军，两人虽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笃。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千里，在危难之际，曾得到范石生的真诚帮助。范石生给朱部提供了弹药、装备及军饷等军需物资，朱部才得以渡过难关。后来，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解决朱部，范石生又偷偷地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朱德率部脱离险境，还赠送一万大洋给朱部充作军饷，尔后工农革命军才折向韶关，到了湘南。如今，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攻打的对象会不会是昔日的友军范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为好，如果是的话，岂不落个不讲义气、忘恩负义的恶名？
对于这段交往，杜修经是不知道的，而陈毅、王尔琢知道，得到过范石生资助的二十八团官兵也知道。这怎么能不让朱德和二十八团官兵困惑呢！
红军主力被迫向郴州进发。
郴州，是湘南的重镇，为国民党专署驻地，也是湘粤赣三省的交通枢纽。
“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交作两步走。”7月23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24日，部队到鸦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红二十九团官兵不知是复仇心切，还是欲抢头功，连敌情也没有侦察、研究，便开始了进攻。本来，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意欲等朱军长他们到来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在上下两头热的情况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达攻击命令。及至朱德、陈毅、王尔琢赶到鸦市坪时，战斗已经打响了。
战斗片刻后，才知道驻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队——第十六军四斗六师的一个补充团。
怎么办缈爹德想起当时在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说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白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犹豫了。随即，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 “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这时候，没有一点战略观念和统战思想的杜修经却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在这位位高权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为难。打，对不住范石生和友军；不打，难以说服杜修经和二十九团官兵。权衡再三，出于执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虑，为了红军的利益，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一场不该打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的部署是：二十九团以进攻牙石桥为目标，二十八团以进攻苏仙桥为目标，一个个精神抖擞，向郴州城发起了激烈的进攻。
谁知，一场灭顶之灾发生了，红军兵败湘南！
驻守郴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他知道前来进攻的部队是朱德的红四军，也知道朱与范石生的关系与旧约， 自认为红军的进攻，是朱部路过郴州，碍于国共两党的原因做个样子的，于是下令补充团退守。
补充团不战自退。二十九团不知内情，以为是守敌怯战，于是愈加勇猛冲击。一时，枪弹如雨，遮天蔽地，补充团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团的勇猛冲击，把张浩气坏了，欲请示范石生，范又到广州去了。这位年轻刚烈的师长，面对着部属的请求和士兵的伤亡，当即下令驻守在苏仙桥的四个团从城北向县城逼进。。
此时，红二十九团已到达邮州。 “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枝虽较少，作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人城后，战士们疯狂地东奔西跑，不少人私自离开战斗群体，上街理发、吃东西去了。傍晚时分，敌军开始反扑，二十九团腹背受敌，情势非常危急。
朱德、陈毅、王尔琢闻报，急令红二十八团赶来增援，挡住了从苏仙桥方向往县城反扑的敌军。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军伤亡很大。面对着数倍于我的敌人，硬顶下去是要吃亏的，于是朱德等发出了边打边撤往资兴的命令。
当红军大队退到郴州的东江时，一清点人数，二十九团千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龚楚带了一二十个通讯人员，和特务连少许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点的是萧克带领的一个连（六七十人）。二十八团也有些损失，但基本队伍完好，建制健全。
红二十九团垮了，几乎全团覆灭。见到这种情状，团长胡少海痛苦流．泪，党代表龚楚却不以为然。后来得知：红二十九团从城里突围出来时，一部分人员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终”。
对于这段历史，亲历者萧克回忆说：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 我就叫我们这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8.9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45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郴州一战，我军“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损失惨重。红二十九团从此不复存在。此事史称“八月失败”。
3．边界的失陷
在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同时，边界遭受极大损失。
8月上旬，由于红军主力远征湘南，赣敌依仗强大军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实力，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人永新的小江山区，红三十二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一时，赣敌相继占领永新，随后又占领莲花、宁冈，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仅拥有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区和大院区，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踞。
敌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继而甚嚣尘上，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这时，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各地的土豪劣绅、 “还乡团”乘机反扑，夺回农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
在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军，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永新县城一直杀到浬田镇，又从浬田镇经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
宁冈，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冈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烧毁；赣敌到来时，一次就把坝上村300余间房子烧尽；大陇、乔林、天坪一带半数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个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敌人烧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户人家全被烧毁。据宁冈当年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谢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龙云芳等回忆统计，在“八月失败”中，宁冈被杀人数达942人，坐牢229人，随军外出1 13人，阵亡1 17人，损失枪支48支，土炮49门，鸟铳396支。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豪绅地主除对宁冈人民实行焚烧政策外，还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钉在墙上）、倒挂金钩、活割剖腹、挖心肝、点天灯（肚子上挖个洞，点灯烧）等十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八月失败”前后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不幸被地方反动武装抓住，受尽敌人严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敌人把他们押在新城西门外，割去他们的鼻子进行逼供。他俩痛骂敌人，敌人又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败，边界的失陷与受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必须注重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不能采取分兵冒进的政策。
对于边界的“八月失败”，当年的关键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写下沉痛的忏悔之言。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
“八月失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毛泽东上书陈言的第三天，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出毛泽东所料，湘敌吴尚第八军按湘赣两省敌军于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协约，乘红四军主力远在永新、宁冈空虚之机，发动进攻了。
7月4日，吴尚以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宁冈，顿时处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团和宁冈赤卫队、暴动队一起上阵，在睦村、河桥、砻市一带组成多道铁网，四面骚扰，坚壁清野，阻击敌军。但是，一个三十二团与地方武装毕竟不是敌正规军两个师的对手。7月9日，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向新城推进，意欲与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和第九师杨池生部会合，在永新南北夹击朱、毛红军。正在永新的毛泽东接到了宁冈告急的报告。
军情紧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主力，应召火速赶回永新，相机应敌。
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冈解危，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未料，红军棋慢一着，二十八、二十九团从间道出击不及，与湘敌在永新新源咀错道而过。湘敌闻我主力已归，恐有所失，匆匆向莲花前进。朱德、陈毅、王尔琢当即决断，率部挥戈西进，袭击湘敌老巢一酃县、茶陵，迫使敌人回援后方，放弃“会剿”。
7月12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
湘敌果然害怕，于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敌刚退，赣敌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胡文斗6个团，共11个团进入永新。
朱德率红军大队攻克酃县后，本计划再攻茶陵。但此时，湘敌已退驻茶陵，赣敌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等决定率红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当红军大队进至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7月12日晚，红二十九团借口湖南省委有要四军去湘南的命令，竞瞒着军委和上级长官，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开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朱德、陈毅闻讯后，连夜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询问情况，当即指示连夜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件发生。并且，连夜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红二十九团系湘南宜章农军组成。自1928年“年关暴动”至今，近大半年时间了，很多人存在着浓烈的思乡情绪。永新联席会议后，得知湖南省委要四军前往湘南，欣喜一时变成了狂热，在乡土观念的驱使下，发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决回乡的严重变故。
13日，王尔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传达了军委要红军大队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队一失以往的雄风，懒懒散散，士气低落。二十九团要求回湘南的情绪依然很重，二十八团官兵也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
军心涣散，乃兵家之大忌。对此，朱德、陈毅等都觉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时，毛泽东派茶陵县委书记赶到酃县。毛泽东在信中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态度，要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坚持边界斗争。
朱德、陈毅、王尔琢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为说服部队，朱德在酃县洣泉书院外，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弟兄们，毛委员在永新派人给我们飞马传信了！现在永新吃紧，我们要回兵永新！至于湘南，我们是要去的，但现在不能去。二十九团的同志们想‘打回老家去’看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敌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我们闹革命，是全国性的革命。我们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县的土豪，我们要打全国的土豪！我们要消灭反动派，也并不是消灭哪一省哪一县的反动派，我们要消灭全国的反动派！……”但军长朱德的这番讲话，二十九团官兵都听不进去。会场上又闹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劝四劝也不行”，二十九团战士仍叫嚷着“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
“军队当时的负责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十四号由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
朱德、陈毅感到事态严重。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太严重了！但对士兵们又不能威迫，真是为难极了。
15日，朱德、陈毅在酃县沔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工作。随军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导扬其焰”，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散会时，龚楚竞对杜修经说： “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龚楚身为二十九团党代表，非但不协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听后，不假思索，就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酃县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走！”
朱德、陈毅等人闻知，知道再劝阻也无用了。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大队分裂和走上极端之路，同时也担心二十九团孤军深入，有被敌击破之虞，同意让二十八团一同前往，出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突发性变故的环境中作出的决定。
2． “八月失败”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
红军大队离开沔渡后，二十九团回乡心切，行军如飞，日行100多里，一口气走到水口宿营。
二十八团紧迫不舍。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他们本来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们提出想去赣南。如今，奉了朱德军长和军委之命，为保护二十九团，才去湘南。他们对二十九团竭力坚持回湘南的表现，觉得有点反常，说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里，说回湘南就日行130里，真是不可思议。
得知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泽东觉得事态严重。他立即又写了封长信，派人急迫，力图把红军大队拉回来。送信人追到水口时才赶上红军大队。朱德、陈毅等阅信后，在水口又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杜修经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的问题。
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还是维护毛泽东的意见，力主回边界，但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去湘南。王尔琢气得与杜修经顶撞起来，杜修经竟反讥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口气极为强硬，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团仍然向湘南移动，二十八团随后跟进。因为沔渡会议后，杜修经曾去请示过边界特委，有过特委书记杨开明认可的话；何况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坚持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如今，大队已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了，二十八团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发了。
二十八团的这种困惑，可以想见；而朱德作为一军之长，则有着更多的困扰和隐忧。
因为，朱德知道驻守湘南重镇郴州的敌方军队是范石生的十六军。他担心四军与范部交火。朱德与范石生是当年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又一起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袁护国军，两人虽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笃。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千里，在危难之际，曾得到范石生的真诚帮助。范石生给朱部提供了弹药、装备及军饷等军需物资，朱部才得以渡过难关。后来，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解决朱部，范石生又偷偷地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朱德率部脱离险境，还赠送一万大洋给朱部充作军饷，尔后工农革命军才折向韶关，到了湘南。如今，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攻打的对象会不会是昔日的友军范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为好，如果是的话，岂不落个不讲义气、忘恩负义的恶名？
对于这段交往，杜修经是不知道的，而陈毅、王尔琢知道，得到过范石生资助的二十八团官兵也知道。这怎么能不让朱德和二十八团官兵困惑呢！
红军主力被迫向郴州进发。
郴州，是湘南的重镇，为国民党专署驻地，也是湘粤赣三省的交通枢纽。
“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交作两步走。”7月23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24日，部队到鸦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红二十九团官兵不知是复仇心切，还是欲抢头功，连敌情也没有侦察、研究，便开始了进攻。本来，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意欲等朱军长他们到来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在上下两头热的情况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达攻击命令。及至朱德、陈毅、王尔琢赶到鸦市坪时，战斗已经打响了。
战斗片刻后，才知道驻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队——第十六军四斗六师的一个补充团。
怎么办缈爹德想起当时在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说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白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犹豫了。随即，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 “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这时候，没有一点战略观念和统战思想的杜修经却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在这位位高权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为难。打，对不住范石生和友军；不打，难以说服杜修经和二十九团官兵。权衡再三，出于执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虑，为了红军的利益，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一场不该打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的部署是：二十九团以进攻牙石桥为目标，二十八团以进攻苏仙桥为目标，一个个精神抖擞，向郴州城发起了激烈的进攻。
谁知，一场灭顶之灾发生了，红军兵败湘南！
驻守郴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他知道前来进攻的部队是朱德的红四军，也知道朱与范石生的关系与旧约， 自认为红军的进攻，是朱部路过郴州，碍于国共两党的原因做个样子的，于是下令补充团退守。
补充团不战自退。二十九团不知内情，以为是守敌怯战，于是愈加勇猛冲击。一时，枪弹如雨，遮天蔽地，补充团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团的勇猛冲击，把张浩气坏了，欲请示范石生，范又到广州去了。这位年轻刚烈的师长，面对着部属的请求和士兵的伤亡，当即下令驻守在苏仙桥的四个团从城北向县城逼进。。
此时，红二十九团已到达邮州。 “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枝虽较少，作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人城后，战士们疯狂地东奔西跑，不少人私自离开战斗群体，上街理发、吃东西去了。傍晚时分，敌军开始反扑，二十九团腹背受敌，情势非常危急。
朱德、陈毅、王尔琢闻报，急令红二十八团赶来增援，挡住了从苏仙桥方向往县城反扑的敌军。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军伤亡很大。面对着数倍于我的敌人，硬顶下去是要吃亏的，于是朱德等发出了边打边撤往资兴的命令。
当红军大队退到郴州的东江时，一清点人数，二十九团千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龚楚带了一二十个通讯人员，和特务连少许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点的是萧克带领的一个连（六七十人）。二十八团也有些损失，但基本队伍完好，建制健全。
红二十九团垮了，几乎全团覆灭。见到这种情状，团长胡少海痛苦流．泪，党代表龚楚却不以为然。后来得知：红二十九团从城里突围出来时，一部分人员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终”。
对于这段历史，亲历者萧克回忆说：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 我就叫我们这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8.9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45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郴州一战，我军“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损失惨重。红二十九团从此不复存在。此事史称“八月失败”。
3．边界的失陷
在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同时，边界遭受极大损失。
8月上旬，由于红军主力远征湘南，赣敌依仗强大军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实力，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人永新的小江山区，红三十二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一时，赣敌相继占领永新，随后又占领莲花、宁冈，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仅拥有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区和大院区，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踞。
敌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继而甚嚣尘上，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这时，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各地的土豪劣绅、 “还乡团”乘机反扑，夺回农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
在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军，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永新县城一直杀到浬田镇，又从浬田镇经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
宁冈，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冈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烧毁；赣敌到来时，一次就把坝上村300余间房子烧尽；大陇、乔林、天坪一带半数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个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敌人烧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户人家全被烧毁。据宁冈当年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谢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龙云芳等回忆统计，在“八月失败”中，宁冈被杀人数达942人，坐牢229人，随军外出1 13人，阵亡1 17人，损失枪支48支，土炮49门，鸟铳396支。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豪绅地主除对宁冈人民实行焚烧政策外，还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钉在墙上）、倒挂金钩、活割剖腹、挖心肝、点天灯（肚子上挖个洞，点灯烧）等十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八月失败”前后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不幸被地方反动武装抓住，受尽敌人严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敌人把他们押在新城西门外，割去他们的鼻子进行逼供。他俩痛骂敌人，敌人又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败，边界的失陷与受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必须注重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不能采取分兵冒进的政策。
对于边界的“八月失败”，当年的关键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写下沉痛的忏悔之言。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
“八月失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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