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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传人
红都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
时间:2017-12-01 14:49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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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27岁的邓小平离开上海，辗转广东、福建，于8月抵达瑞金，并被推为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碰到当时瑞金进行“肃反”这一棘手的问题。由于瑞金前任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将运动扩大化，把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两个单位80%的干部逮捕作为“社会民主党”处理，几乎天天有几十个干部或群众被枪决。
邓小平一到瑞金，就以果敢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一面深入实际了解干部群众被害真相，一面采取措施稳定事态。
在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09月底，他们从乡下来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不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邓小平亮出县委书记的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被关押的300多名无辜者幸免于难。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赞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一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也评价邓小平对纠正当年瑞金肃反扩大化的贡献，他写道：“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彻底纠正，使得瑞金全县的政局得到迅速稳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
解决了最紧迫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后，邓小平又以果断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的各项建设工作。
一是狠抓政权建设，迅速建立、恢复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在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整顿区、乡政权组织。原来瑞金县没有乡一级，只有村一级苏维埃政府。村级政府管辖范围太小，干部也缺乏，工作难开展。邓小平果断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归区级政府管辖，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革命分子担任乡苏政府的领导工作。这就完善和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使基层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二是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由于错误的肃“社党”运动，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干部队伍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九十月间，邓小平决定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本地干部。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第一批六十多名学来都成为瑞金县的革命骨干。
三是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县在全县都成赤色区域后，经了两次分田斗争。但是，在第二次土地分配刚刚完成，干部、群众革命积极性正在高涨时，由于肃“社党”运动严重扩大化，又将阶级阵线搅乱将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了下去，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民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出现了假分田现象，地主豪绅也、有受到真正打击。第二次分田成果又面临着丧失的危险。邓小平立即对田情况进行调查解决。此时，“左”倾中央的土地政策已传达到苏区，中心内容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邓小平并未“认真贯彻”。他根据瑞金的实际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是对的，坚持“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县委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小孩子不应该分田。邓小平对他们说：“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接受了他的意见。邓小平还对分田斗争提出三条原则：第一，对已经按上述政策分好田的地区，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第二，对少数没有分田或分田不彻底的地区，要按照政策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迅速重新分配土地；第三，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这样做，使地主、富农有生活出路，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贫农、雇农就不会陷于孤立，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办报纸。这一点邓小平是内行。 20年代初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编辑过《赤光》杂志；30年代初在红七军创办了红七军机关报《火炉报》。这一次他又指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于1931年10月25日正式出版第一期。这是一份石印二版五日刊，每逢5日和10日出版。邓小平经常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指导全县的工作。
为了支援前线的革命斗争，邓小平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人每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这就将前线的革命战争和后方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了起来。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干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全县政局稳定，形势越来越好。1931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09月28日，征尘未洗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首长，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来到瑞金，暂住在叶坪村，准备继续开往福建长汀。按照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主力全部挥师东进福建，任务有两项：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的计划是：红军总部拟设长汀城，“一苏大会”在长汀召开，中央临时政府也将设在长汀。瑞金只是行军过程中的一个临时“宿营”地。是什么原因促使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邓小平的出色工作，瑞金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吸引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注意力；二是由于瑞金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显然比长汀更为优越；三是1931年5月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将“一苏大会”的筹备和举行交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进行，且已确定由毛泽东负责会议筹备工作，毛泽东等有权就具体问题作出决定。
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进驻瑞金叶坪后，邓小平格外高兴。他立即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一起赶到叶坪村，一是代表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二是向中央局和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情况。当他得知一苏大会“即将召开时，恳切地向毛泽东等领导人建议： “一苏大会”可以在瑞金召开，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也能设在瑞金。毛泽东从1929年3月到1931年7月，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曾四次来过瑞金。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瑞金全县情况了解不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觉得瑞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及群众基础都很不错，便与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一起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进一步作了分析研究，认为瑞金县居于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的中心，全县已经“赤化”，具有很好的战略地位，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要指挥红军主力在这四县的行动，只有将总部设在瑞金，才便于“居中指挥”。于是对原定部署作了调整，果断地决定：红军主力不再东移福建开到汀州城集中，而应分散在石城、会昌、瑞金、雩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创造更广大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不再移往长汀城，就留在瑞金叶坪村，以便“居中指挥”红军斗争。
10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对这一部署变动情况解释说：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 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
邓小平极善于做工作。他一面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迎接“一苏大会”的召开；同时，当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决定驻扎叶坪后，立即决定在县城召开五万人的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祝捷大会。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沸腾，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既鼓舞了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又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对瑞金政局稳定的信心。 1931年1 1月7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而邓小平也正式成为第一任红都“京官”。此时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仅8个月。党内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日趋紧张。邓小平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中央和中央局的一些领导人排挤，很快他就被调离瑞金了。
邓小平在瑞金工作仅有10个多月，却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1932年5月，怀着对瑞金深厚的感情，他先后被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由于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经历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次低潮，几经辗转后又回到了瑞金，主编《红星》报。虽遭“最后严重警告”等不公正处分，但邓小平仍然襟怀坦荡，任劳任怨，创下了《红星》报发行量高达17300多份的纪录。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邓小平一到瑞金，就以果敢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一面深入实际了解干部群众被害真相，一面采取措施稳定事态。
在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09月底，他们从乡下来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不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邓小平亮出县委书记的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被关押的300多名无辜者幸免于难。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赞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一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也评价邓小平对纠正当年瑞金肃反扩大化的贡献，他写道：“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彻底纠正，使得瑞金全县的政局得到迅速稳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
解决了最紧迫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后，邓小平又以果断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的各项建设工作。
一是狠抓政权建设，迅速建立、恢复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在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整顿区、乡政权组织。原来瑞金县没有乡一级，只有村一级苏维埃政府。村级政府管辖范围太小，干部也缺乏，工作难开展。邓小平果断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归区级政府管辖，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革命分子担任乡苏政府的领导工作。这就完善和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使基层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二是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由于错误的肃“社党”运动，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干部队伍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九十月间，邓小平决定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本地干部。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第一批六十多名学来都成为瑞金县的革命骨干。
三是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县在全县都成赤色区域后，经了两次分田斗争。但是，在第二次土地分配刚刚完成，干部、群众革命积极性正在高涨时，由于肃“社党”运动严重扩大化，又将阶级阵线搅乱将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了下去，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民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出现了假分田现象，地主豪绅也、有受到真正打击。第二次分田成果又面临着丧失的危险。邓小平立即对田情况进行调查解决。此时，“左”倾中央的土地政策已传达到苏区，中心内容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邓小平并未“认真贯彻”。他根据瑞金的实际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是对的，坚持“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县委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小孩子不应该分田。邓小平对他们说：“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接受了他的意见。邓小平还对分田斗争提出三条原则：第一，对已经按上述政策分好田的地区，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第二，对少数没有分田或分田不彻底的地区，要按照政策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迅速重新分配土地；第三，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这样做，使地主、富农有生活出路，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贫农、雇农就不会陷于孤立，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办报纸。这一点邓小平是内行。 20年代初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编辑过《赤光》杂志；30年代初在红七军创办了红七军机关报《火炉报》。这一次他又指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于1931年10月25日正式出版第一期。这是一份石印二版五日刊，每逢5日和10日出版。邓小平经常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指导全县的工作。
为了支援前线的革命斗争，邓小平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人每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这就将前线的革命战争和后方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了起来。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干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全县政局稳定，形势越来越好。1931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09月28日，征尘未洗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首长，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来到瑞金，暂住在叶坪村，准备继续开往福建长汀。按照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主力全部挥师东进福建，任务有两项：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的计划是：红军总部拟设长汀城，“一苏大会”在长汀召开，中央临时政府也将设在长汀。瑞金只是行军过程中的一个临时“宿营”地。是什么原因促使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邓小平的出色工作，瑞金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吸引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注意力；二是由于瑞金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显然比长汀更为优越；三是1931年5月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将“一苏大会”的筹备和举行交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进行，且已确定由毛泽东负责会议筹备工作，毛泽东等有权就具体问题作出决定。
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进驻瑞金叶坪后，邓小平格外高兴。他立即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一起赶到叶坪村，一是代表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二是向中央局和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情况。当他得知一苏大会“即将召开时，恳切地向毛泽东等领导人建议： “一苏大会”可以在瑞金召开，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也能设在瑞金。毛泽东从1929年3月到1931年7月，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曾四次来过瑞金。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瑞金全县情况了解不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觉得瑞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及群众基础都很不错，便与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一起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进一步作了分析研究，认为瑞金县居于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的中心，全县已经“赤化”，具有很好的战略地位，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要指挥红军主力在这四县的行动，只有将总部设在瑞金，才便于“居中指挥”。于是对原定部署作了调整，果断地决定：红军主力不再东移福建开到汀州城集中，而应分散在石城、会昌、瑞金、雩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创造更广大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不再移往长汀城，就留在瑞金叶坪村，以便“居中指挥”红军斗争。
10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对这一部署变动情况解释说：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 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
邓小平极善于做工作。他一面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迎接“一苏大会”的召开；同时，当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决定驻扎叶坪后，立即决定在县城召开五万人的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祝捷大会。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沸腾，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既鼓舞了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又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对瑞金政局稳定的信心。 1931年1 1月7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而邓小平也正式成为第一任红都“京官”。此时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仅8个月。党内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日趋紧张。邓小平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中央和中央局的一些领导人排挤，很快他就被调离瑞金了。
邓小平在瑞金工作仅有10个多月，却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1932年5月，怀着对瑞金深厚的感情，他先后被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由于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经历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次低潮，几经辗转后又回到了瑞金，主编《红星》报。虽遭“最后严重警告”等不公正处分，但邓小平仍然襟怀坦荡，任劳任怨，创下了《红星》报发行量高达17300多份的纪录。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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