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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传人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土地革命——中国道路奠基者
时间:2017-12-01 14:49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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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90多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纵观党的历史,毛泽东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拓路人,是道路自信的奠基者。因此,十八大报告还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即陈书农,编者注)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说选择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这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俄国十月革命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从此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建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惊人的一致——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路子。这种认识，成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不二法则。
然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却不一定开出同等灿烂的花朵。
所以，尽管路是有了，却注定是前路漫漫，曲折而修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一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这首词有个批注： “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党应该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8月12日回到湖南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与改组湖南省委，研究部署湘赣边界秋收暴动。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会后的8月20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会后第二天，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准备坐火车经株洲到江西省安源的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行前他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这次分手竟成了他和杨开慧的永诀！
为统一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全师共5000多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由位于修水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由位于安源的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由位于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起义之前还临时收编了军阀王天培的一个团，即邱国轩团，编为第4团。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0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秋收起义定于9月9日各地同时破路，9月11日各县暴动，9月15日长沙工人暴动。各路起义武装按照既定的进军路线会攻长沙，希望里应外合夺取长沙。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秋收起义走的依然是城市中心暴动的路子。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扮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毛泽东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他机智地脱险了，于9月10日到达铜鼓的第3团团部，指挥部队向浏阳进发。
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所以，这个计划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
当起义军师部和第1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遭到巨大损失，溃不成军；第3团也在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2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最后几乎全部溃散。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人马齐聚文家市，原来的5000人已经锐减到1500多人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不少军官也持同样态度。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先退往湘南。后来余洒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述：“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工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但是，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9月20日，毛泽东和总指挥卢德铭指挥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往南转移，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千里转战，终于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而真要继续进攻长沙，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所以，提出往农村转移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后退，其实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个创举是不认可的。 19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职务，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仅仅三个多月，就被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纸决定给免了。
当年的井冈山很偏僻，这个消息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传达。由于战争环境，当时要求周鲁“熟记文件，口头传达”，谁知周鲁给记错了，结果他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更严重的是，他代表湘南特委指令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导致敌人乘虚而人，血洗茅坪，红色政权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可见，井冈山道路的开创，一开始就艰难曲折。
可见，毛泽东的这种探索，一开始就跌宕起伏。
今天的人们重新品读“八七”会议前后那段历史，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起义失败以后，为什么别的领导人想不到去农村开辟根据地，而只有毛泽东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革命前赴后继的筚路蓝缕征途上，毛泽东比别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他一头连着理想，一头连着国情。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国情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深入土地革命，如何壮大人民武装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略，有的是问共产国际要指示，有的是向“马列本本”找答案。毛泽东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大革命时期，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从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花了32天时间，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步行1400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
毛泽东规模最大的—，次社会调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这个少有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还感到，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否则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容易模糊不清。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深入土地改革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同时，如何加强工农政权的建设提上了重要议程。毛泽东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么，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用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由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调查了合作社运动，包括村社、区社、县社的情况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还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由于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作战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发展不平衡；也由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伤害中农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发动了查田运动，要求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概念，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在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这个《决定》共分20个部分，对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尤其是对各阶级的划分标准还举例作了详细说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成分的标准。它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强调：“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是有深刻的历史内涵的。
回望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征程，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段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之路，后一段是以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阶段共同铺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它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它的奠基者就是毛泽东。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即陈书农,编者注)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说选择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这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俄国十月革命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从此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建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惊人的一致——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路子。这种认识，成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不二法则。
然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却不一定开出同等灿烂的花朵。
所以，尽管路是有了，却注定是前路漫漫，曲折而修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一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这首词有个批注： “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党应该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8月12日回到湖南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与改组湖南省委，研究部署湘赣边界秋收暴动。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会后的8月20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会后第二天，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准备坐火车经株洲到江西省安源的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行前他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这次分手竟成了他和杨开慧的永诀！
为统一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全师共5000多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由位于修水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由位于安源的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由位于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起义之前还临时收编了军阀王天培的一个团，即邱国轩团，编为第4团。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0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秋收起义定于9月9日各地同时破路，9月11日各县暴动，9月15日长沙工人暴动。各路起义武装按照既定的进军路线会攻长沙，希望里应外合夺取长沙。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秋收起义走的依然是城市中心暴动的路子。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扮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毛泽东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他机智地脱险了，于9月10日到达铜鼓的第3团团部，指挥部队向浏阳进发。
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所以，这个计划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
当起义军师部和第1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遭到巨大损失，溃不成军；第3团也在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2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最后几乎全部溃散。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人马齐聚文家市，原来的5000人已经锐减到1500多人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不少军官也持同样态度。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先退往湘南。后来余洒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述：“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工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但是，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9月20日，毛泽东和总指挥卢德铭指挥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往南转移，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千里转战，终于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而真要继续进攻长沙，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所以，提出往农村转移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后退，其实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个创举是不认可的。 19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职务，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仅仅三个多月，就被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纸决定给免了。
当年的井冈山很偏僻，这个消息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传达。由于战争环境，当时要求周鲁“熟记文件，口头传达”，谁知周鲁给记错了，结果他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更严重的是，他代表湘南特委指令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导致敌人乘虚而人，血洗茅坪，红色政权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可见，井冈山道路的开创，一开始就艰难曲折。
可见，毛泽东的这种探索，一开始就跌宕起伏。
今天的人们重新品读“八七”会议前后那段历史，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起义失败以后，为什么别的领导人想不到去农村开辟根据地，而只有毛泽东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革命前赴后继的筚路蓝缕征途上，毛泽东比别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他一头连着理想，一头连着国情。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国情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深入土地革命，如何壮大人民武装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略，有的是问共产国际要指示，有的是向“马列本本”找答案。毛泽东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大革命时期，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从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花了32天时间，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步行1400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
毛泽东规模最大的—，次社会调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这个少有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还感到，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否则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容易模糊不清。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深入土地改革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同时，如何加强工农政权的建设提上了重要议程。毛泽东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么，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用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由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调查了合作社运动，包括村社、区社、县社的情况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还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由于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作战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发展不平衡；也由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伤害中农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发动了查田运动，要求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概念，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在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这个《决定》共分20个部分，对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尤其是对各阶级的划分标准还举例作了详细说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成分的标准。它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强调：“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是有深刻的历史内涵的。
回望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征程，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段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之路，后一段是以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阶段共同铺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它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它的奠基者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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