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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生产与解决“吃饭大难”问题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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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农业生产
湘赣边界地处罗霄山中段，不仅有险要的地势，而且有适宜农作物和森林发展的优越条件，从而为边界割据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是，边界的经济，又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可以让乡村不依赖城市而存在，反过来却又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束缚。在众多部队长期进行武装割据，需要足够的给养力的情况下，供需矛盾也就日显突出。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的工作十分重视。他是我党最早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观点的领导人。为此，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领导根据地人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1)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边界党的“一大”后掀起的，此时，各地都进行了分田。“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但分了田并不等于丰收。因此，边界各级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生产的领导，普遍颁发了布告，予以督导。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颁布了如下布告：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须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2)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当时，特委、军委均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分兵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毛司令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应是三十一团团部——引者注）的同志曾在泉水窝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村前的田垄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力缺少的群众割禾。毛司令边割禾边向群众了解情况，问群众生活过得怎样。”“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广大红军将士更是如此。
(3)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当时，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青壮男子都要参军参战，耕田大计主要靠妇女。为此，在特委的号召下，许多地方的妇女都纷纷走出家门，成为农业生产的骨干。“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我们三湾村的妇女，既是生产的骨干，又是参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们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很愉快。”
(4)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由于青壮男子上了前线，加上贫雇农家底薄弱，农业第一线普遍存在着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边界党和政府根据边界素有换工的习惯，便有计划地组织起耕田队，开展互助合作，调剂余缺，以不误农时。如“宁冈县东源乡，原有耕牛七八。十头，三月失败后只剩下4头。……针对这种情况，湘赣边界各级工农兵政府积极发动妇女和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根据井冈山地区过去就有的农忙时换工的习惯，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在邱祖德的带领下，组织了耕田队。他们顶住困难，牛不够就用人力拉，起早贪黑，精耕细作，秋收时获得丰收”。
(5)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一是修牛路。当年，永新的塘边、大屋两村的耕牛放牧，时常发生耕牛上山要吃掉、踩坏禾苗的现象。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带领红军和群众新修了两条牛路。二是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边界党和各级政府发动各地农民整修了许多圳、坝，永新县一心乡还修复了一座能浇灌300亩面积的海内塘及大水渠。
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领导下，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红军的给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2．解决“吃饭大难”问题
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安家”后，近千人的部队给养问题，特别是吃饭问题，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到井冈山会师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负责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粮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粮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人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问题就这样严重地出现了。一万多人的吃饭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是难以解决和长期维持的。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致江西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就有“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的话，惊呼“吃饭大难”。
“为解决这近万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搞粮食，并取得必要的物资，解决给养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 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照此推算，1万人吃一天就要1.5万斤米。这是个多么大的数字！
怎么办？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和解决边界吃饭和经济问题的严峻任务。为此，边界党、军委及毛泽东、朱德等断然采取了三大措施：
将红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遣返湘南。“当时正是5月初，由于部队人多枪少，除二十八、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外，其他部队战斗力不强，转移活动困难，被敌人压缩在井冈山地区这个范围内，发生了给养困难。因此，上面决定：除编在十师的二十九团外，其他永、资、郴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
(2)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即派出部队打土豪，筹款筹粮，此举甚为奏效。
(3)勒紧裤带，节约开支。因为游击战争性质的“工农武装割据”：能常驻一地，而往往来到的新地方土豪又已打尽，这就必须用钱购买粮食。但红军的经费同样靠打土豪所得，而且经费有限，这就必须“细水长流”。“办法就是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例如：办公费规定具体数字，原来擦枪要买油买布……此时，为了节省开支，这些钱我们就节省不花，地主家里有茶油、旧衣服、旧布，很自然的部队就会解决擦枪开支问题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勒紧裤带节省开支的模范。“毛委员吃苦菜”“一根灯芯的故事”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3．“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这种生活的艰苦到了极度。
对于井冈山军民的艰苦生活，特委书记杨开明在其当年的报告中记载颇为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南瓜。……所以近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 ‘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说：“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农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然而，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毛泽东和前委遵照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要求，官长和士兵一样苦，所以，战士们都知道是为自己而吃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怨言。“相反，战士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很乐观，部队的情绪打倒国民党，天天南瓜汤。战士们还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多么难能可贵！
更令人感动的是，红军战士不但没有被这困难所吓倒，而且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句话倒过来，成为“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战斗口号。“当时，我们有个口号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这个口号很能鼓舞战士的斗志，使同志们认识到，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吃菜充饥，一样去消灭国民党。这个口号，我们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都用上了。后来在长征路上，过雪山、草地，有时讲一讲在井冈山吃南瓜的艰苦曰子是怎么过的，用来教育部队，部队听了士气特别高，不感到困难。”
红军正是靠着这种意志、这种精神，才历尽艰难困苦而不溃散。
4．“好在苦惯了”
红军对于边界战争环境中的艰难困苦，是习以为常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乍一听，语气极为平淡，细细推究，其中包含着多少艰辛。当年，红军战士历尽了人间三大苦：一是打仗苦。打仗是很艰苦的事。当时，“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曰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二是伤病苦。“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三是衣食苦。对此，曾志回忆说：
我们后方留守处100来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干拌盐泡的汤，好的时候才能吃点南瓜，那时能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样。所以当时红军战士有个歌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是红军战士对美味的南瓜，出自内心的颂扬。在山上，穿的、盖的比吃的更困难。8月的井冈山经常细雨蒙蒙，浓雾重重，空气潮湿而寒冷。……我们就用剥下的杉树皮，铺在地上当床板，盖的很少。我当时有一床夹詖孑，算是很不错了。有的同志连夹被都没有，就用禾草往身上盖。为了抗冷，我们白天轮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间烧一堆火，大家围着火睡觉。我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
“好在苦惯了”，好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从“我”苦起，将士一样苦。红军中官兵平等，从上到下一个样。当年，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曾提到一副反映红军官兵平等的对联，联云：“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副对联至今还保存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石柱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尤其令人感怀至深的是，当年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竞与“伙伕”一样，衣冠普通，鞋履褴褛。这一点，陈毅在上述报告亦有记载：“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正因为如此，“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激励着每个人”。“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湘赣边界地处罗霄山中段，不仅有险要的地势，而且有适宜农作物和森林发展的优越条件，从而为边界割据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是，边界的经济，又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可以让乡村不依赖城市而存在，反过来却又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束缚。在众多部队长期进行武装割据，需要足够的给养力的情况下，供需矛盾也就日显突出。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的工作十分重视。他是我党最早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观点的领导人。为此，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领导根据地人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1)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边界党的“一大”后掀起的，此时，各地都进行了分田。“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但分了田并不等于丰收。因此，边界各级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生产的领导，普遍颁发了布告，予以督导。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颁布了如下布告：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须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2)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当时，特委、军委均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分兵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毛司令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应是三十一团团部——引者注）的同志曾在泉水窝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村前的田垄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力缺少的群众割禾。毛司令边割禾边向群众了解情况，问群众生活过得怎样。”“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广大红军将士更是如此。
(3)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当时，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青壮男子都要参军参战，耕田大计主要靠妇女。为此，在特委的号召下，许多地方的妇女都纷纷走出家门，成为农业生产的骨干。“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我们三湾村的妇女，既是生产的骨干，又是参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们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很愉快。”
(4)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由于青壮男子上了前线，加上贫雇农家底薄弱，农业第一线普遍存在着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边界党和政府根据边界素有换工的习惯，便有计划地组织起耕田队，开展互助合作，调剂余缺，以不误农时。如“宁冈县东源乡，原有耕牛七八。十头，三月失败后只剩下4头。……针对这种情况，湘赣边界各级工农兵政府积极发动妇女和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根据井冈山地区过去就有的农忙时换工的习惯，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在邱祖德的带领下，组织了耕田队。他们顶住困难，牛不够就用人力拉，起早贪黑，精耕细作，秋收时获得丰收”。
(5)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一是修牛路。当年，永新的塘边、大屋两村的耕牛放牧，时常发生耕牛上山要吃掉、踩坏禾苗的现象。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带领红军和群众新修了两条牛路。二是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边界党和各级政府发动各地农民整修了许多圳、坝，永新县一心乡还修复了一座能浇灌300亩面积的海内塘及大水渠。
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领导下，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红军的给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2．解决“吃饭大难”问题
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安家”后，近千人的部队给养问题，特别是吃饭问题，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到井冈山会师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负责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粮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粮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人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问题就这样严重地出现了。一万多人的吃饭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是难以解决和长期维持的。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致江西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就有“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的话，惊呼“吃饭大难”。
“为解决这近万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搞粮食，并取得必要的物资，解决给养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 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照此推算，1万人吃一天就要1.5万斤米。这是个多么大的数字！
怎么办？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和解决边界吃饭和经济问题的严峻任务。为此，边界党、军委及毛泽东、朱德等断然采取了三大措施：
将红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遣返湘南。“当时正是5月初，由于部队人多枪少，除二十八、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外，其他部队战斗力不强，转移活动困难，被敌人压缩在井冈山地区这个范围内，发生了给养困难。因此，上面决定：除编在十师的二十九团外，其他永、资、郴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
(2)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即派出部队打土豪，筹款筹粮，此举甚为奏效。
(3)勒紧裤带，节约开支。因为游击战争性质的“工农武装割据”：能常驻一地，而往往来到的新地方土豪又已打尽，这就必须用钱购买粮食。但红军的经费同样靠打土豪所得，而且经费有限，这就必须“细水长流”。“办法就是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例如：办公费规定具体数字，原来擦枪要买油买布……此时，为了节省开支，这些钱我们就节省不花，地主家里有茶油、旧衣服、旧布，很自然的部队就会解决擦枪开支问题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勒紧裤带节省开支的模范。“毛委员吃苦菜”“一根灯芯的故事”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3．“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这种生活的艰苦到了极度。
对于井冈山军民的艰苦生活，特委书记杨开明在其当年的报告中记载颇为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南瓜。……所以近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 ‘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说：“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农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然而，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毛泽东和前委遵照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要求，官长和士兵一样苦，所以，战士们都知道是为自己而吃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怨言。“相反，战士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很乐观，部队的情绪打倒国民党，天天南瓜汤。战士们还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多么难能可贵！
更令人感动的是，红军战士不但没有被这困难所吓倒，而且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句话倒过来，成为“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战斗口号。“当时，我们有个口号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这个口号很能鼓舞战士的斗志，使同志们认识到，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吃菜充饥，一样去消灭国民党。这个口号，我们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都用上了。后来在长征路上，过雪山、草地，有时讲一讲在井冈山吃南瓜的艰苦曰子是怎么过的，用来教育部队，部队听了士气特别高，不感到困难。”
红军正是靠着这种意志、这种精神，才历尽艰难困苦而不溃散。
4．“好在苦惯了”
红军对于边界战争环境中的艰难困苦，是习以为常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乍一听，语气极为平淡，细细推究，其中包含着多少艰辛。当年，红军战士历尽了人间三大苦：一是打仗苦。打仗是很艰苦的事。当时，“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曰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二是伤病苦。“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三是衣食苦。对此，曾志回忆说：
我们后方留守处100来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干拌盐泡的汤，好的时候才能吃点南瓜，那时能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样。所以当时红军战士有个歌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是红军战士对美味的南瓜，出自内心的颂扬。在山上，穿的、盖的比吃的更困难。8月的井冈山经常细雨蒙蒙，浓雾重重，空气潮湿而寒冷。……我们就用剥下的杉树皮，铺在地上当床板，盖的很少。我当时有一床夹詖孑，算是很不错了。有的同志连夹被都没有，就用禾草往身上盖。为了抗冷，我们白天轮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间烧一堆火，大家围着火睡觉。我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
“好在苦惯了”，好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从“我”苦起，将士一样苦。红军中官兵平等，从上到下一个样。当年，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曾提到一副反映红军官兵平等的对联，联云：“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副对联至今还保存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石柱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尤其令人感怀至深的是，当年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竞与“伙伕”一样，衣冠普通，鞋履褴褛。这一点，陈毅在上述报告亦有记载：“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正因为如此，“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激励着每个人”。“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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