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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市退兵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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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家市退兵的决策
文家市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会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家市会合后的当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均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前委会议的情况，目前仅有的文献记载，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报告，且极为简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道：前委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攻”与“退”的问题上。一种是前敌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主张“以保卫实力，应退萍乡”；一种是师长余洒度的意见，“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围绕着“攻”与“退”这个焦点，毛泽东和余洒度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何长工回忆说：
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得到了卢德铭、余贲民、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师长余洒度虽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
余洒度在湘赣边秋收起义迭遭失利的情况下，“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固然是十分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中央浓厚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错误。
所幸的是，身负领导秋收起义重任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而又冷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气魄，不唯上，不唯书，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适时地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并取得了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从而统一了工农革命军的步调与行动，为处于困境中的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一条新生之路。
那么，文家市退兵，究竟向哪里退？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具体向哪里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过去，文家市会合时，毛泽东虽然在安源会议上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略有所闻，但没有产生向井冈山进军的确切概念，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也没有明确提出上井冈山。所据如下：
张启龙回忆说：“从文家市到井冈山是逐步明确的，当时在文家市还不明确，不知道有个井冈山，我记得毛委员在文家市向部队讲话时，没有明确说到井冈山去。”
张宗逊回忆说：“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时还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队）靠。”
熊寿祺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到要上井冈山，也没有提到要搞根据地。”
赖毅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上井冈山，只是说到罗霄山脉那个地方去。至于井冈山，可能是毛主席沿途边走边调查研究才搞清楚的。”
何长工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只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后来才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这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认识到的。”
可见，在文家市会合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进军的问题。文家市会合及其前委会议决议的具体进军目标是——“向萍乡退却”。文献依据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原始报告：“第一团整理后……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 “19日抵文家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2．文家市退兵的历史意义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目睹秋暴严重受挫的现状，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毅然决断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即“向萍乡退却”，从而彻底摒弃了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计划。这一退兵之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典范。湖南秋收暴动、会攻长沙的计划是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的。但在暴动举事的实践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革命军严重受挫，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既定方针”，势必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家市提出的退却主张，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正确决策，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靠着这种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中国革命才由弱变强，逐步走向胜利。
(2)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从当时秋收暴动的战略目标看，是夺取中心城市长沙。目的未果而退兵，当然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个退兵之举又不是盲目的、消极的，而蕴藏着自觉、积极的因素。如果是盲目的， 则定要“直取长沙”；如果是消极的，在战事失利、部队从五千之众减员到千余人枪之际，则会流散各地。退一步，进两步；退，是为了更好地进。这是革命的辩证法。退兵之后，部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整旗鼓，勇往直前，踏上了新的征途。正是文家市的退兵之举，才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有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进攻。
(3)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大革命失败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农村和山区去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根本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前，一直是照搬苏联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在城市，巴黎公社革命也在城市。中国的北伐战争，也是在城市，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还能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吗？无数共产党人都在探索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文家市退兵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新路。他没有继续把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批宝贵的武装力量，去与国民党的强大正规军作殊死的较量。他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有几亿农民，广阔的农村和山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果断提出“保存“应退萍乡”的战略决策，从此开拓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伟大征程。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因此说，文家市退兵是一个战略转折，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键一步。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整装待发。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地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最后，毛泽东着重指出：秋收暴动，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管的地方去，去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当革命的“山大王”。
工农革命军战士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和鼓舞，心情也豁然于朗了。
随后，毛泽东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萍乡进发，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
22日，部队到达萍乡所属的上栗市。原打算经过萍乡去安源，这样既可收集二团在浏阳溃散回家的兵士，又可以与安源工人力量相结合，而后继续南下。但是到了上栗市，闻知萍乡有重兵把守，部队只得折回小枧，绕道芦溪。
23日拂晓，部队即从芦溪出发，以陈皓为前卫司令官，毛泽东随前卫营行动，师部居中，苏先骏第三团为后卫，向莲花前进。当行进约十里许时，突然从后面传来枪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的一连敌兵向指挥所冲来，为掩护部队后撤，总指挥卢德铭骑着白马通过一片开阔地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3岁。芦溪折将，毛泽东和全军将士悲痛不已。
卢德铭的忠骸，从此安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
文家市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会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家市会合后的当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均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前委会议的情况，目前仅有的文献记载，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报告，且极为简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道：前委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攻”与“退”的问题上。一种是前敌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主张“以保卫实力，应退萍乡”；一种是师长余洒度的意见，“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围绕着“攻”与“退”这个焦点，毛泽东和余洒度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何长工回忆说：
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得到了卢德铭、余贲民、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师长余洒度虽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
余洒度在湘赣边秋收起义迭遭失利的情况下，“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固然是十分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中央浓厚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错误。
所幸的是，身负领导秋收起义重任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而又冷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气魄，不唯上，不唯书，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适时地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并取得了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从而统一了工农革命军的步调与行动，为处于困境中的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一条新生之路。
那么，文家市退兵，究竟向哪里退？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具体向哪里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过去，文家市会合时，毛泽东虽然在安源会议上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略有所闻，但没有产生向井冈山进军的确切概念，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也没有明确提出上井冈山。所据如下：
张启龙回忆说：“从文家市到井冈山是逐步明确的，当时在文家市还不明确，不知道有个井冈山，我记得毛委员在文家市向部队讲话时，没有明确说到井冈山去。”
张宗逊回忆说：“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时还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队）靠。”
熊寿祺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到要上井冈山，也没有提到要搞根据地。”
赖毅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上井冈山，只是说到罗霄山脉那个地方去。至于井冈山，可能是毛主席沿途边走边调查研究才搞清楚的。”
何长工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只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后来才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这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认识到的。”
可见，在文家市会合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进军的问题。文家市会合及其前委会议决议的具体进军目标是——“向萍乡退却”。文献依据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原始报告：“第一团整理后……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 “19日抵文家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2．文家市退兵的历史意义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目睹秋暴严重受挫的现状，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毅然决断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即“向萍乡退却”，从而彻底摒弃了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计划。这一退兵之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典范。湖南秋收暴动、会攻长沙的计划是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的。但在暴动举事的实践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革命军严重受挫，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既定方针”，势必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家市提出的退却主张，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正确决策，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靠着这种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中国革命才由弱变强，逐步走向胜利。
(2)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从当时秋收暴动的战略目标看，是夺取中心城市长沙。目的未果而退兵，当然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个退兵之举又不是盲目的、消极的，而蕴藏着自觉、积极的因素。如果是盲目的， 则定要“直取长沙”；如果是消极的，在战事失利、部队从五千之众减员到千余人枪之际，则会流散各地。退一步，进两步；退，是为了更好地进。这是革命的辩证法。退兵之后，部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整旗鼓，勇往直前，踏上了新的征途。正是文家市的退兵之举，才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有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进攻。
(3)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大革命失败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农村和山区去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根本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前，一直是照搬苏联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在城市，巴黎公社革命也在城市。中国的北伐战争，也是在城市，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还能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吗？无数共产党人都在探索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文家市退兵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新路。他没有继续把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批宝贵的武装力量，去与国民党的强大正规军作殊死的较量。他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有几亿农民，广阔的农村和山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果断提出“保存“应退萍乡”的战略决策，从此开拓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伟大征程。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因此说，文家市退兵是一个战略转折，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键一步。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整装待发。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地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最后，毛泽东着重指出：秋收暴动，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管的地方去，去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当革命的“山大王”。
工农革命军战士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和鼓舞，心情也豁然于朗了。
随后，毛泽东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萍乡进发，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
22日，部队到达萍乡所属的上栗市。原打算经过萍乡去安源，这样既可收集二团在浏阳溃散回家的兵士，又可以与安源工人力量相结合，而后继续南下。但是到了上栗市，闻知萍乡有重兵把守，部队只得折回小枧，绕道芦溪。
23日拂晓，部队即从芦溪出发，以陈皓为前卫司令官，毛泽东随前卫营行动，师部居中，苏先骏第三团为后卫，向莲花前进。当行进约十里许时，突然从后面传来枪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的一连敌兵向指挥所冲来，为掩护部队后撤，总指挥卢德铭骑着白马通过一片开阔地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3岁。芦溪折将，毛泽东和全军将士悲痛不已。
卢德铭的忠骸，从此安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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