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来的秘密文件
摘自《永远的杜鹃花》片断：袁文才和王佐的能干、苦干，不仅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且，也得到了根据地军民广泛的认同和赞许。他们所起的作用对于根据地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随着井冈山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兼职也越来越多。红四军成立后，袁、王所部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了正副团长，接着两人先后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王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可以说，这时期，是袁、王一生的巅峰时期，他们的事业如日中天。
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福兮祸兮”，正当袁、王在为井冈山的事业弹精竭虑之时，一朵他们看不见的乌云，正从遥远的北方向他们慢慢罩来。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个会上，同时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帜，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实这个会还在向“左”转。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阵营，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志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被当成了敌人，由此引发了一幕幕的悲剧。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决议案，经过辗转，在历经七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到达了井冈山这个山旮旯里，而这个时候，井冈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虽然决议案已迟到了半年多，但毛泽东对此仍很重视，首先，他仔细地阅读了决议案的全文，里面的一些内容让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置问题，他心中一跳，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来这个问题还得区别对待，他想。
毛泽东知道，应该在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中，统一一下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于怕产生误会，开一个小型会议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只叫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参加。学习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着重宣读了《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直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如一声轻雷滚过，会场中议论鹊起。
本来，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有的与会者有些犯嘀咕，现在听了这个决议案，才知道二人没有参加的原因。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说的“这类首领。”
念完，毛泽东先未发表任何意见，他燃起一支烟，眼光扫过会场。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不言而喻，矛头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戏剧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动派关押在永新城内的王怀等永新县党组织的负责人。
龙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最后将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断头台，不能不说龙超清和王怀也有着推脱不尽的责任，其中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后文会有交代。
关于他们思恩怨怨的最后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龙超清在赣南的广昌县被错杀；1932年5月，王怀被错杀……
这时，听见龙、王二人有此言论，曾因上级一纸所谓“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头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立即反对：“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多具体分析。依我看来，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领，他们在绿林时支援过革命，也曾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现在二人又都是军委委员、特委委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党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员，红军中出色的指挥员。难道我们忍心拿起屠刀，杀害我们自己的同志？”
一语既出，陈正人、谭震林等人纷纷赞同。
双方有些争执不下。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毛泽东将自己置于浓厚的烟雾包围之中，似乎对眼前的争论置若罔闻。
争论市尽，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一扔，一锤定音：
“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味，这样的同志如果被杀，我们将无立锥之地，革命事业将遭到重大损失……”
事情似乎有了结论，开完会后，毛泽东轻松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泽东没有料到，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这道由中国那些脱离实际的共产党人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所制定的“圣旨”，如一个幽灵，久久地在井冈山，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许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只不过袁文才和王佐应该是蒙冤较早又影响较大而又深远的两位。
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而作为本剧的两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还懵然无知。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金、木、水、火、土”，中国人以土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显而易见是后到者。
客籍人正名应该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国悠悠几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离乡辗转南迁，然后扩展到江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台湾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到江西、湖南等地的边界地区。毛泽东所作的调查是：“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
但是，客之所以为客，表明了他们一无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坚毅、勤劳、开拓的优秀品格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筑自己的家园。在田地全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况下，他们沿山而居，而对土籍人来说，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时无处不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威胁。这样，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袁文才、王佐势力膨胀，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开《井冈山的斗争》，在《党的组织问题》一节中，毛泽东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向当时的党中央解释土客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以使这个问题更显清楚：
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毛泽东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为这种恶劣的封建陋习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杀。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边界上客籍同志之间，出现了少有的空前团结。
然而，这种土客籍之间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前委随之而去。以土籍人为主要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一些矛盾也慢慢随之加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成为了多种矛盾的焦点。
红四军下山，井冈山失守之后，特委亦被冲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复。
然而，曾担任边界特委委员的袁文才和王佐无缘再进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担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为常委，执行委员中还有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袁、王二人再次无缘。
曾为客籍所受的欺凌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枪口悄悄瞄准。
而在这个时候，有些有身份的人，还在推波助澜。
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还向中央告了一状：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以上是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说的话。
1929年8月，即将离任的特委书记邓乾元，则是说得更为离奇，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
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邓乾元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了解决袁王的详细办法：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想办法？”
他们采用了下策。
随着井冈山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兼职也越来越多。红四军成立后，袁、王所部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了正副团长，接着两人先后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王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可以说，这时期，是袁、王一生的巅峰时期，他们的事业如日中天。
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福兮祸兮”，正当袁、王在为井冈山的事业弹精竭虑之时，一朵他们看不见的乌云，正从遥远的北方向他们慢慢罩来。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个会上，同时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帜，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实这个会还在向“左”转。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阵营，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志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被当成了敌人，由此引发了一幕幕的悲剧。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决议案，经过辗转，在历经七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到达了井冈山这个山旮旯里，而这个时候，井冈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虽然决议案已迟到了半年多，但毛泽东对此仍很重视，首先，他仔细地阅读了决议案的全文，里面的一些内容让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置问题，他心中一跳，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来这个问题还得区别对待，他想。
毛泽东知道，应该在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中，统一一下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于怕产生误会，开一个小型会议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只叫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参加。学习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着重宣读了《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直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如一声轻雷滚过，会场中议论鹊起。
本来，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有的与会者有些犯嘀咕，现在听了这个决议案，才知道二人没有参加的原因。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说的“这类首领。”
念完，毛泽东先未发表任何意见，他燃起一支烟，眼光扫过会场。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不言而喻，矛头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戏剧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动派关押在永新城内的王怀等永新县党组织的负责人。
龙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最后将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断头台，不能不说龙超清和王怀也有着推脱不尽的责任，其中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后文会有交代。
关于他们思恩怨怨的最后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龙超清在赣南的广昌县被错杀；1932年5月，王怀被错杀……
这时，听见龙、王二人有此言论，曾因上级一纸所谓“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头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立即反对：“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多具体分析。依我看来，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领，他们在绿林时支援过革命，也曾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现在二人又都是军委委员、特委委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党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员，红军中出色的指挥员。难道我们忍心拿起屠刀，杀害我们自己的同志？”
一语既出，陈正人、谭震林等人纷纷赞同。
双方有些争执不下。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毛泽东将自己置于浓厚的烟雾包围之中，似乎对眼前的争论置若罔闻。
争论市尽，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一扔，一锤定音：
“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味，这样的同志如果被杀，我们将无立锥之地，革命事业将遭到重大损失……”
事情似乎有了结论，开完会后，毛泽东轻松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泽东没有料到，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这道由中国那些脱离实际的共产党人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所制定的“圣旨”，如一个幽灵，久久地在井冈山，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许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只不过袁文才和王佐应该是蒙冤较早又影响较大而又深远的两位。
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而作为本剧的两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还懵然无知。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金、木、水、火、土”，中国人以土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显而易见是后到者。
客籍人正名应该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国悠悠几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离乡辗转南迁，然后扩展到江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台湾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到江西、湖南等地的边界地区。毛泽东所作的调查是：“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
但是，客之所以为客，表明了他们一无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坚毅、勤劳、开拓的优秀品格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筑自己的家园。在田地全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况下，他们沿山而居，而对土籍人来说，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时无处不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威胁。这样，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袁文才、王佐势力膨胀，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开《井冈山的斗争》，在《党的组织问题》一节中，毛泽东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向当时的党中央解释土客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以使这个问题更显清楚：
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毛泽东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为这种恶劣的封建陋习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杀。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边界上客籍同志之间，出现了少有的空前团结。
然而，这种土客籍之间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前委随之而去。以土籍人为主要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一些矛盾也慢慢随之加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成为了多种矛盾的焦点。
红四军下山，井冈山失守之后，特委亦被冲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复。
然而，曾担任边界特委委员的袁文才和王佐无缘再进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担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为常委，执行委员中还有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袁、王二人再次无缘。
曾为客籍所受的欺凌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枪口悄悄瞄准。
而在这个时候，有些有身份的人，还在推波助澜。
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还向中央告了一状：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以上是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说的话。
1929年8月，即将离任的特委书记邓乾元，则是说得更为离奇，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
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邓乾元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了解决袁王的详细办法：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想办法？”
他们采用了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