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护大印的曾宝华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各地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中，根据地人民与红军将士一起为了保护红色政权，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把苏维埃政府印章、袖标、标语、票证等看成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信物，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视若珍宝，倍加爱护，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博物馆陈列的那些珍贵文物——字迹模糊的农协会员证，早已褪色的赤卫队负的红袖标，还有那一个个木头刻制的印章，这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物品，都是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一山”重要组成部分的遂川县，至今还传诵着一群普通民众“六命护一印”的英雄壮举。为了保护一枚小小的印章，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长曾宝华一家三口全部牺牲。
曾宝华，1898年出生在江西遂川县横岭一个叫茂园的小山村里， 自幼家境贫苦，父亲曾老倌长年为地主做工，因为忠厚老实，经常受到地主恶霸的欺辱。饱受欺凌的曾老倌一心要让儿子出人头地，一家人省吃俭用，将曾宝华送到私塾里读书识字，并且拜当地一名武师学艺。父亲的教诲和家庭的境遇，使曾宝华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8岁那年，在父母的撮合下，曾宝华与同村一位姓江的姑娘结为夫妻，次年生下一子。儿子的出生，给这个贫苦的家庭增添了几丝温暖，小夫妻俩更加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裕，却也能自给。但是，一场灾难的降临打破了曾宝华原本宁静的生活。当地豪绅冯久远、曾贞林等人，趁曾宝华外出“挑脚”谋生之机，先后栽赃、嫁祸，将曾宝华的父母活活逼死，妻子江丁秀不甘污辱，自缢而亡。接到同乡捎来的消息，曾宝华心急火燎地从外地赶回家。家庭的变故使他悲愤不已，仗着一身好武艺，曾宝华怒闯冯久远家，大闹冯府，在冯家众家丁的围攻下，终因寡不敌众，落荒而逃。族长曾贞林却趁机落井下石，以“私闯民宅作盗”之名将曾宝华逐出家族。此举更加激起了曾宝华的仇恨，他孤身一人要与曾贞林拼个你死我活，在乡亲们的劝说下，曾宝华只好含泪将4岁的儿子曾长生托付给叔母，只身流落到邻县万安，伺机报仇雪恨。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掀起。曾宝华远赴广东，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少年时拜师学会的拳术在部队中得到充分展示，很快当上了一名一等兵。正是在国民革命军中，他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逐渐将家仇与国恨结合在一起。1926年秋季，北伐军攻下遂川县城，曾宝华怀着对革命胜利和翻身作主的美好懂憬跟随部队回到了家乡，他带兵积极参加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征收军需款。
1927年，曾宝华随北伐军转战到了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曾宝华报家仇国恨的梦想随之破灭，他抱憾离开北伐军，回到了万安乡下种田。大革命的失败，无情地击碎了曾宝华的梦想，但是参加北伐军的那段经历已经在他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时，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已扩大到遂川、万安等地，曾宝华回到万安，不惧危险，立即与万安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万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省委特派员曾天宇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6月上旬，陈正人、王遂人、王次楱等遂川党组织负责人率领遂川仅存的30多名农民自卫队员，到达了万安罗塘湾，与曾天宇会合，共谋革命大业，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不久，遂万两县将武装力量合编成遂万农民自卫军，曾宝华成为了自卫军的一员干将07月28日，万安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准备在8月1日将关押在狱的共产党员全部杀害的消息，陈正人、王遂人、曾天宇当天下午即在罗塘湾至善小学（万安三区党部）召开遂万农民自卫军紧急会议，筹划武装攻打遂川城，营救革命同志等事宜。在会上，曾宝华和到会的100多名自卫军战士一起，决心誓死救出自己的阶级兄弟。7月29日，天还未亮，农民自卫军埋伏在遂川县城北门附近，王次楱以进城买药为名，诈开城门，一把夺下守城国民党士兵的枪支，曾宝华等自卫军战士紧随其后，从北门攻入城内，然后兵分三路直扑监狱。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农民自卫军将关押在狱的遂万两地1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解救出来，之后，农民自卫军迅速撤离县城，返回万安罗塘湾。遂川劫牢，是遂川历史上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给处在白色恐怖中的遂万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也重新燃起了曾宝华战斗的希望。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县城，成立了以陈正人为书记的中共遂川县委。1月24日，湘赣边界第二个红色政权：—一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县城李家坪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工农革命军战士、区乡农民协会代表、暴动队和赤卫队队员，以及邻县万安、泰和的农民代表等数干人，号称“万人大会”。王次淳被任命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一个普通的农民，正如毛泽东所介绍的，“前几天还在挑大粪，现在要当县长了”。站在主席台前参加大会的曾宝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心情非常激动。在毛泽东的指导和中共遂川县委的有力配合下，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处，工农暴动风起云涌，革命的焰火很快就在遂川全境蔓延开来。曾宝华的家乡横岭乡茂园村因为全村一片红，被命名为“全安乡”。漂泊异乡的曾宝华听到这个音讯后兴奋不已，他与妻子郭桂英商定，举家从万安县搬回遂川老家茂园。此时，全安乡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暴动队，曾宝华带领暴动队员佩戴红袖章，拿着梭镖、大刀、土枪、鸟铳，扛着红旗，向欺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地主豪绅展开激烈的斗争，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等闻风而逃，愤怒的群众冲进他们的家中，杀猪、担谷、没收财产。尽管后来革命形势出现多次反复，屡次遭到了地主武装的反攻倒算和血腥镇压，但是曾宝华夫妇没有被吓倒。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再次返回万安，继续坚持战斗。
1930年10月22日，陈毅、邱达山、毛泽覃率领红二十二军一部游击到遂川，占领县城，政权再一次回到人民手中。紧接着，召集县委成员座谈，部署全县性的群众大暴动，将全县划分为七个区，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各乡村恢复建立农民协会、赤卫队、暴动队，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重生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此时急需骨干力量开展土地革命，于是，与万安县联系请求派人支援，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派来了上百人支持遂川各地的土地革命，曾宝华夫妇带着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被派送到第三区行动委员会协助工作。1930年立冬前后，横岭乡茂园村在陈毅、毛泽覃的领导下，万石区（第三区）行委会派员到茂园村田家祠主持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当地老百姓叫“起局”。在会上，原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李邦万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宝华被区委直接任命为赤卫队长，其妻郭桂英则被留在第三区担任妇女主任。曾宝华难以抑制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他亲自设计出了乡苏维埃政府红袖套的印模，交给赤卫队的司号员冯恩增，请当地的一个木工精心雕刻。同时，县工农兵政府也为乡苏维埃政府颁发了一枚政府印章。这枚木刻的长条形印章就成为了工农兵政府的权力象征，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盖上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公文，才具有法定效力。
曾宝华担任赤卫队长后，与李邦万密切配合，深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天天打土豪、派款子，把平时欺压百姓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搞得十分狼狈。曾宝华和郭桂英在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工作，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招致了土豪劣绅的敌视，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0年底，陈毅率领红二十二军离开遂川，国民党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反扑，攻陷遂川县城，各地区委相继停止公开活动。遂川县的国民党武装靖卫团肖家璧、罗普权等接管遂川县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肖家璧人称肖屠夫，杀人手段非常残忍。反动民团大肆捕杀农民协会干部和红军家属，焚烧红色村庄，通缉遂川县党政军领导人，收缴政府公文和印章，他们把毁掉印章看作是摧毁苏维埃的标志，整个遂川县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同样，全安乡的干部和群众把大印当作了他们的命根子。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成果，乡苏维埃政府已经对人员、物品、枪支弹药等进行了疏散转移，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的印章则交给了赤卫队司号员冯恩增保管，他们把印章用油布包好藏在祠堂牌匾后面，没有透露半点风声。在肖家璧靖卫团的护卫下，以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为首的地主豪绅气势汹汹地杀回茂园。为了寻找这枚印章，他们在村里集合群众逼供，一个个“过筛”。来不及转移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邦万夫妇被团丁用绳子吊在大树上示众，敌人用毒刑拷打威逼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人员的名册和印章，但他们直到牺牲也没有说出名册和印章的下落。反动民团又抓捕了一位年轻的赤卫队员李耀琦，想从他的口中找到线索，肖豸乏壁亲自刑讯，使尽各种酷刑，李耀琦始终守口如瓶，敌人就把他丢进石灰桶里，关进水牢。结果，伤口由于石灰水的浸泡，这位年轻的贫苦农民全身皮肉脱落，只剩下了一堆骨架，敌人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村里的风声越来越紧，反动民团加紧了对隐藏在山里的革命群众的搜索，曾宝华和妻子郭桂英决定趁夜回到村里打探消息，随行的还有他们13岁的儿子曾长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曾宝华一家刚刚潜人家中，，立即遭到靖卫团的包围。曾宝华落人敌手，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等欣喜若狂，他们对曾宝华连夜进行审讯，威逼利诱，许诺只要交出“印把子”，就可以保全家平安。在关系到一家三口性命的生死抉择面前，曾宝华不为所动，视死如归，反动民团就用木棍猛烈地击打他的身体，曾宝华一次次地晕死过去，又一次次地被冷水泼醒，但是他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无计可施的刽子手抽出大刀劈向了曾宝华的胸膛……曾宝华，这位历经磨难成长起来的乡赤卫队长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年仅32岁。恼羞成怒的敌人把郭桂英母子俩推倒在曾宝华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吼道：“这是你们最后见面了，跪上两跪吧。”面对死亡的威胁，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毫不松口。敌人又将邪恶的屠刀对准了他们年仅13岁儿子曾长生，当场用锄头击碎了他的脑袋，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就这样被残忍地撕碎了。郭桂英奋起反击，结果被敌人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惨绝人寰的匪徒们杀害曾宝华一家后，就地埋在一个坑里，过了一天，又将尸体扒出，泼上煤油，焚尸灭迹。
为了保护一枚小小的红色印章，一下子牺牲了6条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苦民众。可是，无论敌人怎样疯狂威逼、残杀，英雄的根据地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源自他们最朴素的情怀，因为他们坚信只要坚持斗争，穷人掌握大印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这枚象征着革命政权的红色大印始终完好地保存在人民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如今，这枚鲜红的苏维埃大印陈列在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成为根据地人民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
曾宝华，1898年出生在江西遂川县横岭一个叫茂园的小山村里， 自幼家境贫苦，父亲曾老倌长年为地主做工，因为忠厚老实，经常受到地主恶霸的欺辱。饱受欺凌的曾老倌一心要让儿子出人头地，一家人省吃俭用，将曾宝华送到私塾里读书识字，并且拜当地一名武师学艺。父亲的教诲和家庭的境遇，使曾宝华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8岁那年，在父母的撮合下，曾宝华与同村一位姓江的姑娘结为夫妻，次年生下一子。儿子的出生，给这个贫苦的家庭增添了几丝温暖，小夫妻俩更加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裕，却也能自给。但是，一场灾难的降临打破了曾宝华原本宁静的生活。当地豪绅冯久远、曾贞林等人，趁曾宝华外出“挑脚”谋生之机，先后栽赃、嫁祸，将曾宝华的父母活活逼死，妻子江丁秀不甘污辱，自缢而亡。接到同乡捎来的消息，曾宝华心急火燎地从外地赶回家。家庭的变故使他悲愤不已，仗着一身好武艺，曾宝华怒闯冯久远家，大闹冯府，在冯家众家丁的围攻下，终因寡不敌众，落荒而逃。族长曾贞林却趁机落井下石，以“私闯民宅作盗”之名将曾宝华逐出家族。此举更加激起了曾宝华的仇恨，他孤身一人要与曾贞林拼个你死我活，在乡亲们的劝说下，曾宝华只好含泪将4岁的儿子曾长生托付给叔母，只身流落到邻县万安，伺机报仇雪恨。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掀起。曾宝华远赴广东，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少年时拜师学会的拳术在部队中得到充分展示，很快当上了一名一等兵。正是在国民革命军中，他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逐渐将家仇与国恨结合在一起。1926年秋季，北伐军攻下遂川县城，曾宝华怀着对革命胜利和翻身作主的美好懂憬跟随部队回到了家乡，他带兵积极参加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征收军需款。
1927年，曾宝华随北伐军转战到了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曾宝华报家仇国恨的梦想随之破灭，他抱憾离开北伐军，回到了万安乡下种田。大革命的失败，无情地击碎了曾宝华的梦想，但是参加北伐军的那段经历已经在他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时，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已扩大到遂川、万安等地，曾宝华回到万安，不惧危险，立即与万安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万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省委特派员曾天宇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6月上旬，陈正人、王遂人、王次楱等遂川党组织负责人率领遂川仅存的30多名农民自卫队员，到达了万安罗塘湾，与曾天宇会合，共谋革命大业，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不久，遂万两县将武装力量合编成遂万农民自卫军，曾宝华成为了自卫军的一员干将07月28日，万安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准备在8月1日将关押在狱的共产党员全部杀害的消息，陈正人、王遂人、曾天宇当天下午即在罗塘湾至善小学（万安三区党部）召开遂万农民自卫军紧急会议，筹划武装攻打遂川城，营救革命同志等事宜。在会上，曾宝华和到会的100多名自卫军战士一起，决心誓死救出自己的阶级兄弟。7月29日，天还未亮，农民自卫军埋伏在遂川县城北门附近，王次楱以进城买药为名，诈开城门，一把夺下守城国民党士兵的枪支，曾宝华等自卫军战士紧随其后，从北门攻入城内，然后兵分三路直扑监狱。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农民自卫军将关押在狱的遂万两地1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解救出来，之后，农民自卫军迅速撤离县城，返回万安罗塘湾。遂川劫牢，是遂川历史上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给处在白色恐怖中的遂万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也重新燃起了曾宝华战斗的希望。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县城，成立了以陈正人为书记的中共遂川县委。1月24日，湘赣边界第二个红色政权：—一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县城李家坪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工农革命军战士、区乡农民协会代表、暴动队和赤卫队队员，以及邻县万安、泰和的农民代表等数干人，号称“万人大会”。王次淳被任命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一个普通的农民，正如毛泽东所介绍的，“前几天还在挑大粪，现在要当县长了”。站在主席台前参加大会的曾宝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心情非常激动。在毛泽东的指导和中共遂川县委的有力配合下，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处，工农暴动风起云涌，革命的焰火很快就在遂川全境蔓延开来。曾宝华的家乡横岭乡茂园村因为全村一片红，被命名为“全安乡”。漂泊异乡的曾宝华听到这个音讯后兴奋不已，他与妻子郭桂英商定，举家从万安县搬回遂川老家茂园。此时，全安乡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暴动队，曾宝华带领暴动队员佩戴红袖章，拿着梭镖、大刀、土枪、鸟铳，扛着红旗，向欺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地主豪绅展开激烈的斗争，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等闻风而逃，愤怒的群众冲进他们的家中，杀猪、担谷、没收财产。尽管后来革命形势出现多次反复，屡次遭到了地主武装的反攻倒算和血腥镇压，但是曾宝华夫妇没有被吓倒。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再次返回万安，继续坚持战斗。
1930年10月22日，陈毅、邱达山、毛泽覃率领红二十二军一部游击到遂川，占领县城，政权再一次回到人民手中。紧接着，召集县委成员座谈，部署全县性的群众大暴动，将全县划分为七个区，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各乡村恢复建立农民协会、赤卫队、暴动队，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重生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此时急需骨干力量开展土地革命，于是，与万安县联系请求派人支援，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派来了上百人支持遂川各地的土地革命，曾宝华夫妇带着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被派送到第三区行动委员会协助工作。1930年立冬前后，横岭乡茂园村在陈毅、毛泽覃的领导下，万石区（第三区）行委会派员到茂园村田家祠主持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当地老百姓叫“起局”。在会上，原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李邦万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宝华被区委直接任命为赤卫队长，其妻郭桂英则被留在第三区担任妇女主任。曾宝华难以抑制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他亲自设计出了乡苏维埃政府红袖套的印模，交给赤卫队的司号员冯恩增，请当地的一个木工精心雕刻。同时，县工农兵政府也为乡苏维埃政府颁发了一枚政府印章。这枚木刻的长条形印章就成为了工农兵政府的权力象征，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盖上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公文，才具有法定效力。
曾宝华担任赤卫队长后，与李邦万密切配合，深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天天打土豪、派款子，把平时欺压百姓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搞得十分狼狈。曾宝华和郭桂英在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工作，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招致了土豪劣绅的敌视，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0年底，陈毅率领红二十二军离开遂川，国民党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反扑，攻陷遂川县城，各地区委相继停止公开活动。遂川县的国民党武装靖卫团肖家璧、罗普权等接管遂川县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肖家璧人称肖屠夫，杀人手段非常残忍。反动民团大肆捕杀农民协会干部和红军家属，焚烧红色村庄，通缉遂川县党政军领导人，收缴政府公文和印章，他们把毁掉印章看作是摧毁苏维埃的标志，整个遂川县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同样，全安乡的干部和群众把大印当作了他们的命根子。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成果，乡苏维埃政府已经对人员、物品、枪支弹药等进行了疏散转移，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的印章则交给了赤卫队司号员冯恩增保管，他们把印章用油布包好藏在祠堂牌匾后面，没有透露半点风声。在肖家璧靖卫团的护卫下，以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为首的地主豪绅气势汹汹地杀回茂园。为了寻找这枚印章，他们在村里集合群众逼供，一个个“过筛”。来不及转移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邦万夫妇被团丁用绳子吊在大树上示众，敌人用毒刑拷打威逼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人员的名册和印章，但他们直到牺牲也没有说出名册和印章的下落。反动民团又抓捕了一位年轻的赤卫队员李耀琦，想从他的口中找到线索，肖豸乏壁亲自刑讯，使尽各种酷刑，李耀琦始终守口如瓶，敌人就把他丢进石灰桶里，关进水牢。结果，伤口由于石灰水的浸泡，这位年轻的贫苦农民全身皮肉脱落，只剩下了一堆骨架，敌人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村里的风声越来越紧，反动民团加紧了对隐藏在山里的革命群众的搜索，曾宝华和妻子郭桂英决定趁夜回到村里打探消息，随行的还有他们13岁的儿子曾长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曾宝华一家刚刚潜人家中，，立即遭到靖卫团的包围。曾宝华落人敌手，郭老会、冯久远、曾贞林等欣喜若狂，他们对曾宝华连夜进行审讯，威逼利诱，许诺只要交出“印把子”，就可以保全家平安。在关系到一家三口性命的生死抉择面前，曾宝华不为所动，视死如归，反动民团就用木棍猛烈地击打他的身体，曾宝华一次次地晕死过去，又一次次地被冷水泼醒，但是他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无计可施的刽子手抽出大刀劈向了曾宝华的胸膛……曾宝华，这位历经磨难成长起来的乡赤卫队长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年仅32岁。恼羞成怒的敌人把郭桂英母子俩推倒在曾宝华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吼道：“这是你们最后见面了，跪上两跪吧。”面对死亡的威胁，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毫不松口。敌人又将邪恶的屠刀对准了他们年仅13岁儿子曾长生，当场用锄头击碎了他的脑袋，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就这样被残忍地撕碎了。郭桂英奋起反击，结果被敌人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惨绝人寰的匪徒们杀害曾宝华一家后，就地埋在一个坑里，过了一天，又将尸体扒出，泼上煤油，焚尸灭迹。
为了保护一枚小小的红色印章，一下子牺牲了6条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苦民众。可是，无论敌人怎样疯狂威逼、残杀，英雄的根据地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源自他们最朴素的情怀，因为他们坚信只要坚持斗争，穷人掌握大印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这枚象征着革命政权的红色大印始终完好地保存在人民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如今，这枚鲜红的苏维埃大印陈列在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成为根据地人民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