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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传人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刘伯坚
时间:2017-12-01 14:49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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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街道，簇拥的人群中，行走着一个高大的身躯。此时，刘伯坚心里非常清楚，阴险狡诈的敌人正在与他进行着一场无形的较量。这一幕发生在1935年3月11日，敌人将囚禁了5天的刘伯坚从大庾监狱移送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的途中，敌人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绕行到大庾县城一条繁华的街道，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借此显示反共战功，威吓群众。沉重的铁镣发出清脆的声音，打破了青菜街上空沉闷的空气，刘伯坚拖着脚镣，步履蹒跚地从人群中走过。左腿的伤痛和几天来刑讯的折磨使他的面容显得十分的憔悴，他用微笑回敬了含泪伫立的乡亲深情的致意，用英气刺穿了色厉内荏的敌人的心窝。走在长长的街道，成就了刘伯坚的英勇气概，敌人卑劣的企图却让内心坦荡的革命者写出了不朽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一首从心底里进发出来的生命强音，抒发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后来，这首诗与夏明翰烈士的壮丽诗篇《只要主义真》合壁，被谱写成《就义歌》广为传唱。
1．“川北才子”拒为官，辗转万里寻真理
刘伯坚投身革命所走的道路，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党的第一代先驱者相似，即由中国走向世界寻求真理，由追求民主主义转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在欧洲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回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并不惜为此献身。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平昌县，早年勤奋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就读中学，先后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和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深造。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一度受聘于保宁府道尹当秘书，道尹并准备保举他为苍溪县县长。别人羡慕刘伯坚少年得志，他却志不在此，谢绝道尹的好意。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纷纷远渡重洋，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热潮。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法华教育会正在四川招生，刘伯坚一举考中。
1920年6月下旬，刘伯坚从上海出发，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8月抵欧。刘伯坚先入比利时沙洛王劳动大学，后又去巴黎等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细心研究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1920年秋，旅欧各地的中国学生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坚参加了旅欧留学生和华工的建党工作。次年冬，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刘伯坚积极响应，在比利时建立和发展“少共”基层组织，并作为旅比支部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不久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刘伯坚随同所有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期间，刘伯坚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和“抗拒中法大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
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坚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建立旅欧总支部的工作，中共旅欧总支部下辖三个支部，刘伯坚先是负责旅比支部，后来到巴黎，从事总支部的领导工作，担任了第三届书记，广泛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中共旅欧总支部有计划地选送优秀人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底，刘伯坚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起初，因为正逢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东方大学的学员们必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才能学习。刘伯坚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时光，刻苦攻读。他关注国内形势，紧密联系实际，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在工作上，他积极主动，待人和蔼，处理问题老成持重，深得中国学员的拥护。到莫斯科不久，刘伯坚便被公推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以后连任旅莫支部书记，直到，1926年8月回国。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2．应邀改造西北军，革命火种播心田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旅莫期间，刘伯坚除了学习，一方面要接待许多来自国内以及欧洲各地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另一方面，还要联络因军事失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的数百名西北军官兵。刘伯坚从旅莫支部选派优秀人员到西北军学兵队中做政治工作，扩大革命影响，对后来西北军中有更多的人转投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5月，冯玉祥来到苏联参观考察寻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争取联合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负责接待。刘伯坚利用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与他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国内时局，介绍十月革命经验，积极争取并推动冯玉祥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都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冯玉祥坐不住了，一再请求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随他一道回到西北军，重整旗鼓。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无偿援助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一同前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行从苏联回到绥远的五原县。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由刘伯坚等人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通电宣言09月17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举行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分别发表了讲话，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和“三大政策”，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会上，冯玉祥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不久任部长）。
五原誓师后，为了改造这支旧军队，刘伯坚帮助冯玉祥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废除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恶习，提倡官兵平等，创造性地提出“革命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口号。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讲演，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时他经常深人到连队，和广大士兵及下层军官打成一片，像普通战士一样与他们一起散步谈心，教唱革命歌曲，从而得到了官兵的爱戴，在国民军联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部队驻扎在黄土高原，地瘠民穷，有时几个月都发不出薪饷，官兵生活极其艰苦。但是由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官兵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
在改造这支部队的过程中，刘伯坚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方式，在联军内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在总政治部设立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总部以下的各军、师、旅、团、营也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机构。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部队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向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请求派干部来联军工作。短短半年，先后从莫斯科、北方区委、黄埔军校等地抽调200余名党员干部到联军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从而奠定了党在联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冯玉祥采纳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作战方针，将部队由绥远向西安集结。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也由绥远移驻宁夏，驻扎银川。当时的宁夏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势力甚浓，刘伯坚组织国民军联军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在驻地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吸收当地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刘伯坚是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最早传播者，并且培养和发展了宁夏最早的几名共产党员。同时，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创办《中山日报》，这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份进步报纸。它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为改变宁夏的落后状况大声疾呼。在宁夏府城，刘伯坚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带领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通过一系列活动，传播了革命真理，培养先进分子，为宁夏人民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刘伯坚很注重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也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刘伯坚都很敬重，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刘部长”。
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上，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兵出潼关，后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为东征，与唐生智部会师中原。然而，风云突变，之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本已动摇的冯玉祥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冯玉祥开始反共清党，将刘伯坚等240余名中共党员“礼送”出境。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然而刘伯坚等人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在西北军中传播的马列主义真理也没有消失。尤其是他在广大官兵及一部分上层将领中的深刻影响，为后来的宁都起义埋下了伏笔。
3．进入中央苏区，策动宁都起义
离开冯玉祥部后，刘伯坚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1928年春，党组织再次派刘伯坚赴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夏，刘伯坚回到上海，不久被派往中央苏区，在中央军委工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最为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剿共”部队就是原属西北军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被蒋强令人赣，孤军深人进占宁都不久，即被红军消灭了一个旅。作为蒋介石眼中的杂牌军，这部队备受蒋介石的歧视，部队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一连两三个月没有饷发。这就造成该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加上不服南方水土，士兵病死的很多，军心日益动摇。面对这种情况，孙连仲托病去了上海，部队由参谋长赵博生带领。东三省的沦丧，蒋军嫡系的监视与歧视，激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他们一度离开宁都，企图脱离内战，但是没走多远就被驻在广昌的蒋系部队堵了回来。
在这生死莫测的处境中，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派人四处寻找，打听老政治部长刘伯坚的消息，希望他能重新挽救这支队伍，给他们引路。党中央也很关注这支队伍，派出特派员在第二十六路军中成立特别支部，秘密发展党员，筹划起义。1936年12月初，第二十六路军派出的代表在瑞金见到了刘伯坚，转交了赵、董等人的亲笔信，并守[报了筹备起义的详细情况。刘伯坚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
12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刘伯坚等携带电台来到离宁都县城近百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继续和第二十六路军代表共同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期间，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写了第二封信。此信是刘伯坚经过精心策划写成的，实际上是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一个具体方案。
刘伯坚热情洋溢而语重心长的信件，使季、赵、董等将领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931年12月14日晚，在“剿共”前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宁都夜空。次日清晨，除一个团外，第二十六路军总部和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整团及其直属部队等17000多名将士，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到固厚迎接这支队伍，并在当地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并宣读了任命书，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刘伯坚自己则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老一点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都认识刘伯坚，老主任的回来，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刘伯坚担任红五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为整顿、改造这支部队呕心沥血。他在军团内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并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列宁室等，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红五军团经过短期的整训、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之中，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4．坚持赣南游击，英勇献身铸丰碑
1934年8月，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驻在雩都。同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守赣南，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在红军出发的日子里，刘伯坚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雩都河畔，指挥战士架设渡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雩都河。在河边，刘伯坚深情地与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叶剑英后来曾赋诗怀念当年刘伯坚雩都送别的情景：“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出发以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行动方针上的失误，根据地迅速缩小，环境日趋险恶，红军留守部队屡遭严重损失。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雩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疯狂的报复，大肆屠杀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烧毁人民房屋，抢夺人民财产。同时，敌人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然后分区“清剿”。
在这危急关头，刘伯坚提出疏散部队以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的主张，但没有被中央分局领导人所接受。 1935年初，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赣南军区都被敌人包围在雩都南部狭小地带。这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到遵义会议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的指示。于是，分局作出队分成数路向外突围的决定。
1935年3月，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省委、省苏、军区独立6团以及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突围0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鸭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在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士，不幸左腿受了重伤，失去行动能力，最终落人了敌人的魔掌。起初，刘伯坚被关押在塘村，第二天转押到信丰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随后被解送到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庾．，关押在大庾县监狱。1 1日，又被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刘伯坚自被捕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散佚）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华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人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亦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平息。这一心迹，在他的狱中诗《移狱》、《狱中月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敌人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劝降，同样一无所获。敌人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于是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宣判刘伯坚死刑。刘伯坚对此微微一笑，临刑前一刻，刘伯坚给挚爱的妻子写完最后一封信后，被敌人押至大庾县金莲山上。枪声响起，刘伯坚倒下了，倒在他无限热爱的土地上，时年40岁。
为了纪念刘伯坚，解放后，党和政府在他牺牲的江西赣南大庾县金莲山上修建了烈士的墓地，他的英雄诗篇《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被刻成诗碑，镶嵌在墓壁上，墓前安放着一尊刘伯坚旅莫时的形象的塑像，他微笑着注视前方，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后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他曾经憧憬，并为之奋斗过的美好生活。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一首从心底里进发出来的生命强音，抒发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后来，这首诗与夏明翰烈士的壮丽诗篇《只要主义真》合壁，被谱写成《就义歌》广为传唱。
1．“川北才子”拒为官，辗转万里寻真理
刘伯坚投身革命所走的道路，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党的第一代先驱者相似，即由中国走向世界寻求真理，由追求民主主义转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在欧洲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回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并不惜为此献身。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平昌县，早年勤奋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就读中学，先后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和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深造。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一度受聘于保宁府道尹当秘书，道尹并准备保举他为苍溪县县长。别人羡慕刘伯坚少年得志，他却志不在此，谢绝道尹的好意。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纷纷远渡重洋，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热潮。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法华教育会正在四川招生，刘伯坚一举考中。
1920年6月下旬，刘伯坚从上海出发，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8月抵欧。刘伯坚先入比利时沙洛王劳动大学，后又去巴黎等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细心研究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1920年秋，旅欧各地的中国学生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坚参加了旅欧留学生和华工的建党工作。次年冬，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刘伯坚积极响应，在比利时建立和发展“少共”基层组织，并作为旅比支部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不久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刘伯坚随同所有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期间，刘伯坚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和“抗拒中法大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
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坚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建立旅欧总支部的工作，中共旅欧总支部下辖三个支部，刘伯坚先是负责旅比支部，后来到巴黎，从事总支部的领导工作，担任了第三届书记，广泛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中共旅欧总支部有计划地选送优秀人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底，刘伯坚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起初，因为正逢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东方大学的学员们必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才能学习。刘伯坚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时光，刻苦攻读。他关注国内形势，紧密联系实际，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在工作上，他积极主动，待人和蔼，处理问题老成持重，深得中国学员的拥护。到莫斯科不久，刘伯坚便被公推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以后连任旅莫支部书记，直到，1926年8月回国。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2．应邀改造西北军，革命火种播心田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旅莫期间，刘伯坚除了学习，一方面要接待许多来自国内以及欧洲各地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另一方面，还要联络因军事失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的数百名西北军官兵。刘伯坚从旅莫支部选派优秀人员到西北军学兵队中做政治工作，扩大革命影响，对后来西北军中有更多的人转投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5月，冯玉祥来到苏联参观考察寻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争取联合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负责接待。刘伯坚利用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与他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国内时局，介绍十月革命经验，积极争取并推动冯玉祥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都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冯玉祥坐不住了，一再请求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随他一道回到西北军，重整旗鼓。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无偿援助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一同前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行从苏联回到绥远的五原县。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由刘伯坚等人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通电宣言09月17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举行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分别发表了讲话，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和“三大政策”，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会上，冯玉祥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不久任部长）。
五原誓师后，为了改造这支旧军队，刘伯坚帮助冯玉祥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废除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恶习，提倡官兵平等，创造性地提出“革命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口号。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讲演，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时他经常深人到连队，和广大士兵及下层军官打成一片，像普通战士一样与他们一起散步谈心，教唱革命歌曲，从而得到了官兵的爱戴，在国民军联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部队驻扎在黄土高原，地瘠民穷，有时几个月都发不出薪饷，官兵生活极其艰苦。但是由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官兵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
在改造这支部队的过程中，刘伯坚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方式，在联军内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在总政治部设立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总部以下的各军、师、旅、团、营也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机构。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部队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向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请求派干部来联军工作。短短半年，先后从莫斯科、北方区委、黄埔军校等地抽调200余名党员干部到联军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从而奠定了党在联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冯玉祥采纳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作战方针，将部队由绥远向西安集结。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也由绥远移驻宁夏，驻扎银川。当时的宁夏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势力甚浓，刘伯坚组织国民军联军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在驻地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吸收当地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刘伯坚是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最早传播者，并且培养和发展了宁夏最早的几名共产党员。同时，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创办《中山日报》，这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份进步报纸。它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为改变宁夏的落后状况大声疾呼。在宁夏府城，刘伯坚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带领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通过一系列活动，传播了革命真理，培养先进分子，为宁夏人民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刘伯坚很注重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也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刘伯坚都很敬重，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刘部长”。
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上，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兵出潼关，后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为东征，与唐生智部会师中原。然而，风云突变，之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本已动摇的冯玉祥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冯玉祥开始反共清党，将刘伯坚等240余名中共党员“礼送”出境。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然而刘伯坚等人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在西北军中传播的马列主义真理也没有消失。尤其是他在广大官兵及一部分上层将领中的深刻影响，为后来的宁都起义埋下了伏笔。
3．进入中央苏区，策动宁都起义
离开冯玉祥部后，刘伯坚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1928年春，党组织再次派刘伯坚赴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夏，刘伯坚回到上海，不久被派往中央苏区，在中央军委工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最为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剿共”部队就是原属西北军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被蒋强令人赣，孤军深人进占宁都不久，即被红军消灭了一个旅。作为蒋介石眼中的杂牌军，这部队备受蒋介石的歧视，部队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一连两三个月没有饷发。这就造成该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加上不服南方水土，士兵病死的很多，军心日益动摇。面对这种情况，孙连仲托病去了上海，部队由参谋长赵博生带领。东三省的沦丧，蒋军嫡系的监视与歧视，激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他们一度离开宁都，企图脱离内战，但是没走多远就被驻在广昌的蒋系部队堵了回来。
在这生死莫测的处境中，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派人四处寻找，打听老政治部长刘伯坚的消息，希望他能重新挽救这支队伍，给他们引路。党中央也很关注这支队伍，派出特派员在第二十六路军中成立特别支部，秘密发展党员，筹划起义。1936年12月初，第二十六路军派出的代表在瑞金见到了刘伯坚，转交了赵、董等人的亲笔信，并守[报了筹备起义的详细情况。刘伯坚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
12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刘伯坚等携带电台来到离宁都县城近百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继续和第二十六路军代表共同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期间，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写了第二封信。此信是刘伯坚经过精心策划写成的，实际上是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一个具体方案。
刘伯坚热情洋溢而语重心长的信件，使季、赵、董等将领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931年12月14日晚，在“剿共”前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宁都夜空。次日清晨，除一个团外，第二十六路军总部和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整团及其直属部队等17000多名将士，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到固厚迎接这支队伍，并在当地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并宣读了任命书，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刘伯坚自己则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老一点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都认识刘伯坚，老主任的回来，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刘伯坚担任红五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为整顿、改造这支部队呕心沥血。他在军团内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并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列宁室等，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红五军团经过短期的整训、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之中，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4．坚持赣南游击，英勇献身铸丰碑
1934年8月，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驻在雩都。同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守赣南，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在红军出发的日子里，刘伯坚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雩都河畔，指挥战士架设渡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雩都河。在河边，刘伯坚深情地与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叶剑英后来曾赋诗怀念当年刘伯坚雩都送别的情景：“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出发以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行动方针上的失误，根据地迅速缩小，环境日趋险恶，红军留守部队屡遭严重损失。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雩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疯狂的报复，大肆屠杀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烧毁人民房屋，抢夺人民财产。同时，敌人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然后分区“清剿”。
在这危急关头，刘伯坚提出疏散部队以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的主张，但没有被中央分局领导人所接受。 1935年初，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赣南军区都被敌人包围在雩都南部狭小地带。这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到遵义会议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的指示。于是，分局作出队分成数路向外突围的决定。
1935年3月，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省委、省苏、军区独立6团以及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突围0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鸭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在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士，不幸左腿受了重伤，失去行动能力，最终落人了敌人的魔掌。起初，刘伯坚被关押在塘村，第二天转押到信丰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随后被解送到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庾．，关押在大庾县监狱。1 1日，又被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刘伯坚自被捕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散佚）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华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人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亦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平息。这一心迹，在他的狱中诗《移狱》、《狱中月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敌人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劝降，同样一无所获。敌人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于是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宣判刘伯坚死刑。刘伯坚对此微微一笑，临刑前一刻，刘伯坚给挚爱的妻子写完最后一封信后，被敌人押至大庾县金莲山上。枪声响起，刘伯坚倒下了，倒在他无限热爱的土地上，时年40岁。
为了纪念刘伯坚，解放后，党和政府在他牺牲的江西赣南大庾县金莲山上修建了烈士的墓地，他的英雄诗篇《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被刻成诗碑，镶嵌在墓壁上，墓前安放着一尊刘伯坚旅莫时的形象的塑像，他微笑着注视前方，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后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他曾经憧憬，并为之奋斗过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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